劉漢元委員最后提出，大力發展太陽能光伏產業，加快建設新能源基地，不僅事關這個行業或產業的發展，使太陽能這種最經濟、最清潔、最環保的可持續能源真正惠及國人，更是從長計議緩解我國資源壓力，確保我國能源戰略安全和社會經濟發展長治久安的必然選擇。尤其是在地球環境日益惡化的今天，快速崛起的中國應該擔當起保護人類共同家園——地球的重任，大力發展光伏產業，在世界范圍內樹立保護環境和節能減排典范，這不僅對國家能源部署和經濟可持續發展有重大貢獻，還能體現出我們泱泱大國風范，在世界面前展現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全球大國應有的道義和責任感，也是我們樹立世界道德水平和良好形象的最佳切入點。
劉漢元委員談到，能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它的開發和利用狀況是衡量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水平的重要標志，直接關系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隨著中國在全世界的快速崛起，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也持續升溫和發酵，涵蓋了軍事、環境、能源、糧食等諸多方面。因此，為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能源安全問題，尋找并開發清潔能源，已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和生存延續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對于人均資源明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經濟快速發展、能源消耗迅速攀升的我國來講，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安全意義。
為此，他提到，目前，可供人類利用的可再生清潔能源主要有生物質能、水能發電、風能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生物質能的利用主要通過植物光合作用積累太陽能輻射，進而轉化為機械能、電能或乙醇，植物全生命周期中光合作用的光能利用率僅有1—2%，如進一步轉化為乙醇，其對太陽能的轉換效率下降到0.34%，用于發電更是下降到0.13%。對于耕地面積有限、生態不斷惡化和生物質存量有限的我國來說，生物質能的大范圍發展和應用，既不可能也不現實。水電的能量轉換是經由“太陽能輻射——水蒸發——水能——電能”這一過程。盡管我國經濟可開發水能資源達到3.78億千瓦，但是大型水壩建設關乎民生、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環保等諸多問題，導致開發的經濟和社會成本大幅増加，比如，三峽水庫評估了40年后才建成，周期長，成本高，代價大。此外，2003年底在泰國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反水壩大會對水壩的弊病提出了全球性質疑，其對局部生態環境的破壞超出人們預期。因此，水力發電的“可再生性”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等需重新評估。風電的能量轉換路線主要是太陽輻射加熱空氣后形成的對流，也就是風經由風輪機轉換為電能，其對太陽能的轉換效率低于0.5%。由于風能本身存在密度低、不穩定、地區差異大、廣域分散性、隨機性和能量的低密度性等問題，以及風場建設的條件要求高，開發難度很大。同時，考慮我國風能資源富集區主要在東南沿海、內蒙草原地區，開發風電所需要的大面積土地將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太陽能發電是直接將太陽輻射能轉換為電能，是所有可再生能源中對太陽能的轉換環節最少、利用最直接的。目前，晶體硅太陽能電池的轉換效率實用水平在15—20%之間，這一比例大約是太陽能通過水稻、小麥、玉米等植物，固化為人類可食用生物能效率的30倍，是通過玉米生產乙醇的100倍。據專家統計，我國太陽能資源蘊含量達到2.1萬億千瓦，只需開發1%即可達到210億千瓦，遠大于生物質能的1億千瓦、水電的3.78億千瓦以及風電的2.53億千瓦。隨著世界經濟向低碳方式的轉變，太陽能光伏發電將以其自身接近零碳排放，而尤具優勢。相比之下，每發電一千瓦時的碳排放量，煤電為304克，油發電為204克，天然氣發電為181克，風力發電為6克，水電為20克。通過以上比較研究，我們可看出，太陽能是我們目前可使用的能源中一次性轉換效率最高，并且使用最簡單、最可靠、最經濟的新興能源，具備十分獨特的優勢，其是未來新能源發展的必然選擇。
劉漢元委員指出，不論是目前及未來一段時間我國及全球的能源供給量，還是地球資源和環境的承受能力，以及確保全球能源安全等諸多方面，加快包括太陽能等再生清潔能源的建設，促進這個行業和產業的快速發展，都是我國乃至世界當前必須要做出的戰略選擇。從目前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的公布，特別是實施細則的出臺，對我國光伏產業的發展有著積極的促進，尤其是政府出臺“太陽能屋頂計劃”、“金太陽工程”等，對前期市場的啟動產生了積極效果，一定程度促進了光伏產業的發展。但這些政策補貼集中在太陽能發電設施方面，并沒回答光伏電站所發出的電的出路、尤其是上網電價這一核心問題。而且現有政策在操作上也存在困難，這個地方補貼多少，那個地方補貼多少，補貼之后究竟生產了多少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很難評估監督到位，而且中間需要大量行政審批，不僅增加運作成本，也易導致腐敗等其他社會問題。
他說，光伏產業要加快發展，最重要的是解決上網電價問題。也就是說，發出來的電，電網公司有積極性去購買、終端用戶樂意去用，才是最關鍵的因素。因此，要大力發展光伏產業，制訂和實施光伏發電《上網電價法》，顯得尤為迫切。從發達國家光伏產業的發展歷程看，德國、美國、西班牙、日本等國先后出臺了電價上網或財政補貼政策，以促進光伏產業發展。因此，國家可借鑒歐美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制定光伏發電上網電價補貼政策，采取“基本電價保底收購”的方式，要求國家電網對太陽能發電，按補貼性的上網電價全額收購，并從法律的角度去執行這些法規。補貼電價初期，可據地區光照條件差異，定為1.2-1.5元/千瓦時，今后隨著產業的規模化、成熟度上升，規模效應的顯現，每隔三、五年對價格進行一定調整，而調整的政策只針對當時開始籌建的項目。也就是說，新調整的政策只管之后，之前的項目受之前的政策管轄，以有效規避政策出現可能的失誤后，對政府和社會造成的累積風險。同時，實施“基本電價保底收購”政策，還可清楚地進行計量，生成清單，核準購買過程中每筆費用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光伏發電站賣了多少度電就拿多少錢，直觀明了，發電站、投資者、國家電網和政府各司其職，形成商業化運作和結算的市場機制，讓社會資源自我聚集，良性循環。
最后，劉漢元委員還談到，如果按今天光伏組件的市場價格，去建未來可穩定使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壽命周期的太陽能電站，那么所謂的“不經濟”僅是開始這幾年，國家補貼最多也就是前三或前五年的事情，即使每度電補貼一塊錢，加上電價本身的四毛錢、五毛錢，就是一塊四、五毛錢一度電，按照今天的組件價格，光伏發電已完全可以接受，同時這個補貼也只定義為二十年內、或者十年內，國家財政和國家電網原則上以某個固定價格來收購，但隨著經濟發展，電價上升，光伏組件成本下降，屆時電價高出這個價格，則直接按市場化機制運作即可。而且在三、五年內預期能建成的光伏發電規模，總量上也不會太大。當三、五年或十年后，產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商業成本積累得差不多了，社會資金就會把它作為一個非常穩定的產業去投入，因為哪怕只有5%的年收益，或者3%，但是旱澇保收20年，企業幾乎零風險。由此，國家財政并不需要拿多少錢，就可以讓這個行業自動、良性運行起來，從而解決我國清潔能源的永續供應問題。
來源：中國日報北京記者站（記者 陸中秋） 編輯：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