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減薪總是“雷聲大雨點小”，好多人還“明降暗升”了

國企中層：待遇上“好事落不下”

54歲的王建華在一家國有金融機構總部擔任部門經理。用她的話說，能在國企中層任職，待遇上“好事落不下”。

王經理的收入構成有兩部分：一是工資條上的年薪收入，包括工資、月獎和年終獎。年終獎和企業當年效益掛鉤，這個“大紅包”占年薪收入的50%以上。二是各種福利補貼，包括每年5萬元左右的養老保險，含社會保險和企業年金；每年7萬多元的住房補貼和公積金；每月的車費補貼和汽油補貼2000元；每年報銷社保以外的各種保健醫藥費單據5000元；圖書卡、旅游費約2萬元。　　

事實上，單位給王建華的福利還有兩大塊：一是住房，公司分給她一套100多平方米的福利房；此外，在國內大城市房價尚未進入“萬元時代”之前，高收入的她已占先機，購置了好幾套商品房，如今固定資產相當可觀。二是子女就業，她的女兒大學畢業后，也在金融口工作。“人脈資源是一種財富。”王建華坦言，如果不是在國有金融企業任職，平時能幫別人辦點事兒，孩子找工作不一定能這么順當。

住房、醫療、子女教育、養老，這些對普通百姓堪稱“老大難”的問題，對王建華來說，依賴國有壟斷行業的高福利，紛紛迎刃而解。

王建華說，近年國企涌動降薪潮，公司管理層壓力也挺大，開了好幾次會研究降薪問題。可偏偏公司這兩年效益不錯，一說減薪，中層以下都反對，你降，別的公司不降，現在金融業人才競爭這么厲害，企業人心不穩啊。所以研究了三番五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降不下來。“去年底發獎金前，大家還議論紛紛，擔心收入縮水。可獎金到賬后私下里比比看，除了高管們適當調低工資，中層以下的收入基本上不受影響，好多人還‘明降暗升’了呢。”王建華說，去年她的稅后年薪約有70萬元。

王建華的情況不是個案。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是否合理合情？這些行業的利潤和薪酬標準是否源于正當的市場抉擇？與之相關的人員錄用、干部擢升制度是否公正公平？

或許王建華的真實體驗最能說明問題：“工資高得不符合國情，其實我心里并不踏實。”

公司按業績付薪，有規范的激勵、約束、淘汰政策，只有能干活，才能爭取到好回報

銷售人員：職位越高福利越好

劉浩是一家中國500強企業駐北京的銷售經理，妻子也在該公司本部從事車間工作。談到薪酬福利，小劉說：“職位越高，福利越好，因此還要努力爭取升職。”

“我現在的收入，不能簡單按年薪、月薪算。”小劉對記者說。他本科畢業，工作6年，按照公司的工資標準，現在每月底薪3500元，一年工資是4.2萬元。但公司對他這樣的銷售人員采取底薪加提成的薪酬辦法，在正常銷售年份，一年的提成金額與底薪相當，一年的薪資收入在10萬元左右。

“公司按業績付薪，有規范的激勵、約束、淘汰政策，只有能干活，才能爭取到好回報。”劉浩說。通過幾年努力，他已由公司最基層的銷售人員，變成某類產品的北方區負責人。作為公司駐外人員，每年都有10個月左右的出差補助，小劉現在的補助標準是每天200元，這筆收入大致在每年6萬元左右。

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劉浩的公司也有不同程度的福利補助。公司每兩年配發西服2套、夏裝2套；從去年開始，公司食堂全面取消收費，所有職工免費就餐。交通方面，經理級別原則上只能報銷火車票和汽車票，“但如果是公差，或者火車訂票緊張，提前跟上級領導請示，一般機票也能報銷。”住房方面，公司所有員工都可以申請員工宿舍，有8人間、2人間、單間、套間，宿舍條件隨著級別上升而改善，副總一級就可以享受三居甚至更大的住房，但都只有居住權，沒有產權。小劉在自己購房結婚前，就住過2年多的集體宿舍。

“5年前要結婚，那時剛工作不久沒多少積蓄，父母能力也有限，為了買房子，到處借錢才付了首付。”小劉回憶道。他把家安在公司總部所在的一座三線城市，“幸虧是在小城市生活，要不然錢也不夠用。”

劉浩的妻子小張職位較低，每年收入不到2萬元，家庭開銷主要依靠小劉的收入。現在每月1500元的房貸和女兒的營養費是小劉家支出的大頭。3歲的女兒是全家的掌上明珠，“營養上可不能出一點差錯，她吃的那種進口奶粉，每個月就要花1000多元。”此外，還有玩具、早教、教育保險基金等支出，每月大致都在1000多元。小劉醞釀著再換一套大點的房。他說：“現在這個兩居的房子對于五口之家來說，還是小了點，客廳、臥室都被堆得滿滿的，像個大倉庫。”

中秋節前夕，劉浩接到家里電話，得知公司給員工發放了中秋、國慶兩節福利，作為雙職工，小劉家領到了雙份的紅酒、月餅、雞蛋等節日物資。“每逢春節、端午、中秋、國慶、‘五一’等大節日，公司都會發一些節日福利，金額也是根據職位高低不等，我這一級別每次大致能分到1000元左右的過節物資。”小劉說。

談到未來，劉浩說：“總是希望能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相信隨著工作閱歷的積累，職位會逐步提升，收入逐步提高，生活也會越來越好。”

由于學校提供的福利有限，很多教師都在社會上兼職

大學教師：時間是最大福利

國慶長假已過，山東濟南某大學的青年講師李明亮沒有返校，仍然住在另一座城市的家中。“除了上課，其他時間都能夠自己支配，這是大學教師的最大福利吧。”

小李原先是該省某縣一中學的政治課教師，工作3年后考取了研究生，又念了博士。2007年，小李博士畢業后留在省城，成為這所大學政法學院的青年講師。

小李說，他的工資分崗位工資和津貼兩部分，都發在工資單上，每年累計5萬元左右。其中津貼包括課時津貼和科研津貼，課時費每小時30元。此外，每年中秋、春節兩個節日，學院還會發些過節費，“這要看學院的創收情況。”

他說，不少大學創收的主要途徑是辦輔導班。幾年前，法學熱，政法學院的輔導班較多，學院的福利較好，可是這兩三年，政法學院的輔導班少了不少，創收銳減，“好日子沒趕上。”小李笑笑說，“現在創收最好的是教育學院，他們承擔了中學教師的培訓任務，學院的福利是最好的。”

今年中秋，小李領到500元過節費：“去年發了1000元，今年縮水了一半。”

李明亮告訴記者，作為教師，除了工資，另一個收入來源是科研獎，理工科要比文科高得多。因為學校發獎金的依據是發表論文的數量，總體說，理工科論文比文科好發。“聽說化學院有的教師一年的科研獎金超過20萬元，這對文科學院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他認為，目前很多大學的工資不高，提供的福利也很有限，所以，很多教師都在社會上兼職，一些人的兼職收入不低于工資。可是，由于是學政治學出身，小李的兼職機會不多，他最尋常的兼職形式是為一些職業學院講授公共課，收入按課時結算。

從中學教師到大學教師，小李說最大的變化是“面子”：有了大學教師身份，鄉里鄉親都覺得你很光榮。可是從縣城來到省城，盡管收入增加了不少，可是生活負擔也加重了。現在，小李在市郊買了一套兩居室，每月有2000多元房貸。他說，學校的福利分房到2004年就結束了。從2004年到2007年，學校還給青年教師提供過渡房，2007年后，連過渡房也沒了，“解決住房全得靠自己。”

李明亮的妻子也是大學教師，與他相隔300多公里，她和3歲的兒子住在一起，便于照顧孩子。盡管只要沒有課，小李就能回家，可是兩地分居，終究不是辦法。他希望盡快將妻子調入自己所在的大學，實現全家團圓。

（本文中的采訪對象均采用化名）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編輯：段若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