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子菊

  鄉村醫生證內頁

醫者張子菊

在仁者村委會轄區內，張子菊是唯一一個還在行醫的赤腳醫生。今年65歲的她，已經從醫41年。赤腳醫生制度，曾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的投入獲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

張子菊一生的從醫經歷，是中國赤腳醫生的一個縮影。從“白干”到可以賺取微薄的收入，再到開一個小診所，她用了整整20年時間。另一方面，從“農村合作醫療社”到“新型合作醫療社”，中國花了33年的時間來探索。

昔日的中國，今日的中國，張子菊是過來人。

對抗時間

張子菊感到了時間的殘忍一面。

屋里的三個病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一個中風癱瘓了，一個肚子疼，一個發高燒。才九點多，點滴就到了該換的時候。她對病人說，你應該在七點就來，這樣，就能在中午回家吃飯了。她來回穿梭于病人之中，問詢、配藥、換針，拿體溫器。

整個診所，就她一個人，一個病人會被另一個病人的到來打斷。

診所有并列的三間，一間擺了病床，在左邊。中間的供病人初診，也是醫生配藥的地方。右邊的一間，是藥房。

這里更像一個家庭的前庭，后院，確實是張子菊吃飯睡覺的地方。院子里擺滿了剛剛收獲的農作物，他的老伴，真在切割豬食紅薯藤。

她感嘆，屋里那些人，曾經，她們是多么年輕的人啊。插秧、跳舞、唱歌，活力四射，如今，她們只能躺在病床上，被人救治、照顧。總有一些人，成了她一輩子的病人。

她也有欣慰的時光。她接生過的一個孩子，今年考上了一所不錯的大學。

她依然記得，1975年，她在彌勒朋普家里的妹妹來看她，坐車到開遠，拎著木桶穿過花橋，從花木果翻鳳凰山來紅土寨，一個小姑娘，新縫的滌卡褲子被木桶磨出了毛絨。這個時候，366的生活車剛好經過，讓她上車，有人認出了這個姑娘是張醫生的妹妹。

“路上那么多行人，就讓她上了車，只是因為她是我的妹妹，這讓我第一次感覺到了尊重。”

現在走在路上，那些跟她打招呼的人，從大媽喊到奶奶。她留意到，這些人，并不是每個人都會叫的。

這也提醒著張子菊，她已經從醫41年，現在已是一個65歲的老人。盡管她手不抖，思維清晰，可是她的眼睛10年前近視了，必須要戴著眼鏡，900度一只，1000度一只。

“小時候在煤油燈下看書看多，后來又拼命學習，現在想啊，不近視，到我這個年紀，也該老花了。”從當上醫生開始，她就沒有留過長發，昔日的照片上，張子菊英姿颯颯，一幅干練清爽的樣子。

她會說，“我以前還編辮子，多好看啊。”

醫學之路

生在一個不給女生上學的年代，張子菊熬到9歲才可以上學，她記得，那是1954年，國家倡導男女平等，即便是這樣，她還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割草砍柴換得上學的費用。但她終究是女孩子，上完小學六年級，就再也不能繼續。

“好秧好地自然少不了我的份，我是多么想讀書啊，可小學一畢業，我都15歲了。”四年之后，張子菊從彌勒嫁到紅土寨。她帶來了一些頭疼粉、藿香正氣水、清涼油、十滴水……，“沒有想到，這里會那么需要這些藥品。”這是張子菊第一次感到藥品的魅力，這里遠離城市，附近又沒有集市，老百姓也不懂什么醫學，但這還不是張子菊走上醫學道路的原因。

1967年，她的第一個孩子出世，發高燒到40°，她能去最近的地方就是駐扎在紅土寨邊的“366部隊”，這里也是附近老百姓可以看病的地方，但部隊醫療人員配置有限，根本就看不過來那么多的人，經常都是滿山都是看病的老百姓，排隊過程都讓人揪心。

她在深夜背著孩子跑到“366部隊”，看病的人軍醫早就就寢了，她只能通過警衛去叫醫生。后來孩子燒是退了，但對張子菊而言，要成了一位醫生，已經是勢在必行。但學醫，從何學起？這里連個草藥醫生都沒有，懂醫的，就只有“366部隊”。

“1969年，我們集體學習了毛主席626工作指示，毛主席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當時的農村開始組建衛生院，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開始了。366部隊響應了毛主席號召，就近培訓我們仁者大隊和木花果大隊。他們把大隊的人找去開會，我們仁者大隊后來也積極回應，組織各個村寨的小隊派出一個人去學醫，當時的隊長點名我去。”

“626工作指示”，就是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發出的“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當時的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澤東匯報說，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這個報告讓毛澤東很生氣，要求在農村普及醫療衛生，此后，一個震驚世界的“赤腳醫生”群體在全國崛起。

之所以選擇張子菊去學醫，是有原因的。每個村隊只有一個名額，培養醫生不容易，必須用心挑選。

首先，不要姑娘家。這就排除了未嫁的本村姑娘，理由也簡單，姑娘嫁出去了，醫療技術也跟著人走了，所以，姑娘不要；第二，要識字。不識字沒有辦法學習，但當時，要找個識字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最高的文化就是高小；第三，要有生孩子的經驗，這點男女不限，家里有小孩就行，因為醫生還擔負接生的工作。

張子菊這個時候孩子已經2歲，又是討來的媳婦，要在本地生根，文化也夠，條件都具備，加上之前她就有過自己打針的經驗，又稍懂藥理，成為隊長眼中的不二人選。

在村里，之前也有人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學過醫學，但因為她不識字，沒有機會繼續學習。

張子菊參加醫療培訓隊后，并沒有直接到366部隊去，而是先安排到了臥龍邑小學集體學習政治思想，一周的時間，主要傳達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學了就不能白學，一定要真心為群眾服務。有人沒有堅持住一周，就回去了。

醫療培訓時間是三個月，第一個學習解剖學，這對許多參加培訓的村民來說，除了枯燥外就是有點惡心之感，許多人又不愿意培訓。張子菊倒是津津有味，“當時不是真的人體解剖，而是用道具做出來的各種內臟。”

學好后，他們每人配了一個醫療箱，各自回家，配發給他們的是一本紅殼殼的《赤腳醫生手冊》。“里面樣樣都有，常見的咳嗽病，復雜的心腦血管疾病，還有農村最需要的預防病，教怎么滅蚊子、滅蒼蠅，西藥啊，草藥啊，什么都有。”太過于刻苦，張子菊的視力持續下降。

遺憾的是，張醫生那本《赤腳醫生手冊》，后來被一位知青偷走了。1969年前后，出版的《赤腳醫生手冊》很多，當時發行量僅次于《毛澤東選集》，現在各種舊書攤以及舊書網，都能賣到當年出版的這類書。

一邊學習，一邊治病，也一邊在等房子，那個時候，村里還沒有一個地方提供給他們看病呢。

從小站到診所

仁者大隊的醫療站，遠在仁者村，大家往來不方便，就琢磨著在小壩心建一個醫療小分站。張子菊與來自臥龍邑、蓮花塘的三個人分到了一起，準備在臥龍邑籌備一個衛生站。有計劃，實行起來卻不容易，主要是經濟問題。這個村寨醫療站，大隊會議通過了三次，才在1975年蓋起來，他們也才算是有了一個固定的看病場所。

醫療小站運行到了1981年，國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年開始了土地承包責任制，原來的生產隊解散了，小站沒有了經費來源，就只能關門各自回家。同時，國家對醫生也進行了考核，鄉村的醫生要考核上崗，并頒發相關證書，當時的名稱叫“赤腳醫生證”。

“赤腳醫生”，特指那些未經正式醫療訓練、生活在農村，“半農半醫”的農村醫療人員。赤腳醫生是一個形象的稱呼，還在田里干活的人，因為有病人來，來不及穿鞋就回去看病了。

赤腳醫生當時來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傳統的草藥醫生，從事者一代或者幾代，家傳色彩很濃；二是類似張子菊這種，有一定知識（識字，有別于文盲），略懂醫術或對醫術有興趣，能夠短期培訓成為應付一般性疾病的人；三是知青，他們要么本身就學過醫學，要么是有知識文化的人，下放到農村后在這些地方結婚生子后，變成了本地人，之后通過培訓就擔負起醫療責任。

赤腳醫生主要職責是為農民提供防病、治病、婦幼保健、計劃生育等服務。

一些資料說，1977年底，全國有85%的生產大隊實行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數量一度達到150多萬名，張子菊就是這百萬大醫療者中的一員。赤腳醫生這項制度，被譽為中國最偉大的一項發明，原因要結合當時的中國實際情況。

張子菊在仁者學習準備考試的同時，土地的丈量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分到田的一些赤腳醫生，許多都選擇回家了，醫生有的不只是苦，還讓家人煩。自己要翻山越嶺去看病，采藥，看病的時間還不分時間、場合，主要是工分又低，行醫同時讓孩子無人照顧，方便了別人，卻苦了自家人。

小站停滯期間，張子菊回到了家里行醫，分土地的時間用了好幾年，等事情都忙完了，大家終于有時間想起了醫療站，不過，來找張子菊的干部建議張子菊把小站買下來，議價是3000元。

“1984年，萬元就是富，我一是沒有錢買，二是那幾間土基房因無人修葺，早已破亂不堪。”張子菊建議他們重修下，繼續讓醫療為大家服務，但當時土地都分了，“每家扶每家的牛尾巴”，集體的事情，沒有錢，誰也不知道怎么辦。田地被分了，一些屬于集體的財產，也在向各種個人有償分配中。

在張子菊等待的日子里，小站還遭遇了盜竊，房屋被撬開，里面的藥品要么被盜，要么被破壞，玻璃罐中一些零錢也被洗劫一空。“糖漿水被倒了一地，瓶子被拿走了”，張子菊說。

在等待小站恢復中，三個中的其他兩個人，都回家下田干活了，只有張子菊還繼續著她的醫生夢想，她還是背著藥箱，往來于各家各戶。

1984年，收費也有要求，打注射1毛錢，安排一個病人2角，沒有酒精、床鋪以及其他的相關收費。在那間風雨飄搖的門上，張子菊貼上了一張紙條，主要是說明看病時間。她早上從8點看到10點，之后張子菊下地干活到12點回來吃飯，再去地里干活，下午4點開始又看病，看到6點結束。“我也分到田，不能不管一家人的生活。看病幾乎是無償的，不能賺到鹽巴辣子錢。” 從

1985年到1989年，張子菊三人的小站名存實亡。房子爛了，人散了，主要的還有其他隱患，小站對面，是村里的糞坑，同樣是長期無人打理。

瓦解并非醫療小站，以前每人的5元的醫療本，也是生產隊出的錢，現在同樣隨著生產隊這個集體的瓦解，農民再次回到看病要自己出錢的時代。

1990年，在別人的介紹下，張子菊花了600元買下一個軍用油庫，用油庫的磚、鋼架和其他材料在家門口蓋了三間房子，那些鋼筋一元一斤，大約賣了1000元，張子菊賺到了。從此，她終于有了一個屬于自己的診所，在今天診所的位置的，她再次重蓋了三間，也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診所。

所謂赤腳醫生

“每到換季，我們就要熬幾大鍋藥，分發給農民，做預防用。當時都是預防為主，哪有那么多的藥？每種要有配額，比如青霉素這些抗菌類，供量有限。當時合作醫療社，每個人出5元，就可以看一年病。藥不夠，我們就跟著仁者村的老中藥到處去挖藥，自己制作針水。”

中國最早的農村醫療合作社，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全民醫保。每人一年只要出5元錢，就可以看所有的病，拿所有的藥。這方便了群眾，卻苦了醫務工作者。當時中國經濟不好，醫療用品更是有限。

張子菊記得每年八月十五左右，是挖中藥最好的季節，他們會到個舊去挖藥，需要半個月的時間才能挖好。草藥熬制的大鍋藥，預防很有效果，這樣才能緩解病人與藥品的緊張關系。

赤腳醫生最為難的是，他們并不能專心治病。“當時吃飯靠工分，我們這些從醫的開始一個月才有300工分，下地干活的是400工分。當時有規定，男人每個月要出27個工日，女人要出25個工日。”工分不夠，就要白天行醫，晚上搓繩子補工分差額，每晚要搓三十多根。工分，在張子菊的記憶里，1965年10工分分1元5毛，1968年分8角，1969并隊后，只能分五六角。不搓繩子就沒錢，家里就意味著沒有鹽巴味精了。

這樣一來，張子菊就在母親、醫生、生產者之間不停轉換角色，好在一年后，他們的工分改為了380分。

1981年下半年，張子菊考了“赤腳醫生證書”，那是她從醫以來的第一本行醫證書。考試前，他們又被召集到樂白道辦事處集中學習培訓了一個月，他們三人中，蓮花塘的醫生沒有考上，她和臥龍邑的醫生繼續擁有行醫的權利。

1986年，國家不再使用“赤腳醫生”這個名稱了，張子菊的證件也變成了“鄉村醫生”，她有了行醫補貼，每月20元。是時，張子菊已是屬于個體戶，這種合作方式算是個人與公家的松散合作方式，公家也為她的工作發放相應的補貼。

這20月的補貼并不是白拿的，張子菊要去樂白道背各種基礎疫苗，諸如小兒麻痹疫苗糖丸、乙型肝炎疫、百白破、卡介苗等等，她拿回來后為寨里外的小孩接種，這是她一直的工作。有些時候，疫苗會不夠，張子菊很遺憾，村里有人因為疫苗缺乏，而終身小兒麻痹。

家里人不得安逸，吃飯時不安逸，睡覺時不安逸，半夜三更還在路上，婆婆老伴都不支持。看到有人來看病，老伴會揶揄她：“拿她的藥都會吃得好？”張子菊笑著說，“他么，多次都是我把他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她也會說，“至少，我開診所的這三間房子是我自己掙錢蓋的。”

救人如救火。有一次，蓮花塘有位產婦，胎盤下不來，當地的產婆和醫生都束手無策，跑到紅土寨來找張子菊。張子菊摸黑趕過去，路上還崴了腳，看到產婦心里很驚，再玩點，產婦就會大出血而死。

農村人缺乏藥品，也缺乏相應的衛生知識。有些人家，孩子長虱子了，家長就用敵敵畏擦，結果孩子受到感染，只能帶到診所里看。許多家庭夫妻吵架，想不開的女人會喝農藥，這種情況，晚一點都會送命，張子菊這些年，救了不少輕生者。

張子菊第一個接生者誕生于1970年，她記得那年是屬狗的。1970年到1980年，是生育高峰期間，每年，張子菊都要接生40個左右的嬰兒。整個小壩心，在張子菊從醫的41年中，她接生的小孩不少于500個。

“家興寨有一家，我一口氣接生了5個，幾乎是一年一個，不生兒子不甘心。”接生小孩費用，一開始一次收費一元5毛，后來是3元，紗布、棉花、酒精、綁帶以及其他消毒品之類都是送，還有清洗幾乎都是免費的。

“當時的人真的很單純，根本不會想多收什么。”張子菊說。

現在，到許多醫院順產一個孩子起碼收費1000元，也許有只有對比，才會找到，為何會有那么多的赤腳醫生會選擇不干。張子菊歸把這份經常半夜接生的苦差總結為：要有“同情心”。

張子菊除了看病、接生外，還扮演獸醫角色。“第一次去給牛打針，我看到大黃牛動來動去，又怕打針后有什么異常反應，很怕呢。”土地分到戶，養豬養雞的人多了起來，疫苗緊張并不是每家都能賣到，張子菊拿來的疫苗，常常要挨家挨戶地打。“雞的疫苗還只能晚上打，我大女兒做我的助手，跟我到處跑。”當然，這些疫苗也是免費打的。“有一家，好幾只豬，都得了瘟病，要是死了，主人要損失很大，我打了幾針好了后，人家不只是感激，而是覺得你救了他們一家的命。”

 因為又要干活，又要干活，許多赤腳醫生都是背著藥箱下地干活，經常會有人看到赤腳醫生胸前身后背著藥包，挑著稻谷在田間地頭行走。張子菊雖然沒有如此，但她理解這種行為，跑來跑很麻煩。倘若放在當下，也許會有人認為，這可能是一種秀。

醫民救人

1995年，開遠市衛生局給張子菊發了一個行醫工作證，補貼變成了每個月60元，1996年，又變成了云南省衛生廳頒發的“資格證書”。

與這些名稱一起發生改變的，是中國的變化，她切身感受到的也是名稱：“我嫁來的是仁者公社，后來是仁者大隊、仁者村公所、仁者鄉……現在叫仁者村民委員會”，還有，不用去挖草藥了，去藥材市場、農貿市場，什么草藥都能買到，現在的藥療用品，都是成件送來，藥品遠遠超過了患者。

看病的人，也分散到四處，張子菊感覺到了自己尷尬的處境。最近一些年，新型的農村合作醫療社出現，各地的醫療機構合并到仁者村委會，張子菊的年紀早過了退休時間，跑也跑不動，“年輕的醫生那么多，我們也完全使命了”，于是，張子菊說自己“下崗”了。

她的女兒頂替她到了仁者的衛生所，女兒這輩不用背著藥箱到處跑了，他們在衛生所等著病人的到來。另一方面，醫院越來越多，交通也越來越便利，去省里、市里，有些去得更遠，都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主動選擇醫院。

接生工作，她也早就不做了。家畜、寵物都有專門的疫苗和專門的人負責，屬于張子菊的，就只有這個診所。

在張子菊的診所里，開銷是不能報賬的。從2008年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社”以來，到張子菊這里看病拿藥的人，就大大減少了。這個時候，張子菊打一針，可以賺到1塊多點， “免費白干”的過去了，新的問題總是接踵而至。

可是，醫生總是救急的，那些老人與小孩，那些臨時的傷害，總要來這里。同時，她還要繼續傳播她的醫療常識，她對一個小孩的父親說，“下次，不要錯過打針的時間，藥效總有個時間段。”她還要照顧那些屋內的老人，她們也跑不了那么遠的地方。

張子菊的偶像（姑且這么說吧），是一個叫袁隆平的人。她感慨說：“一畝產250到300斤，就是不得了。現在一分田就能產一挑，一畝田，可以收1000多公斤，是公斤啊。多少人都要感激這個人，不然人都餓死了，還談得上別的？”她在電視上看到袁隆平，瘦瘦的一個老頭。“他發明的雜交水稻并沒有把他養胖，但讓我們這個龐大的國家人口得以從吃得飽到吃不完。”張子菊甚至不知道袁隆平是哪里的人，但她覺得，只要做了雜交水稻這一件事，就足以讓所有的人感謝這個瘦老頭。

“都是救人，你們都是救人哪。”一個來看病的人老太太總結說。

診所，就在小賣部的對面，沒有名字。

晚上10點鐘，我從診所出來。看著卷簾門徐徐落下，那位瘦瘦的，戴著高度近視眼鏡，說話鏗鏘有力的女人，慢慢退出我的視野。

她家隔壁的活動中心正歡聲陣陣，但她不屬于那里，她什么娛樂都不會，最近的一次遠行，還是在1995年。

來源：中國日報云南記者站 （通訊員 周重林） 編輯：楊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