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讓誰歡喜讓誰憂

游走于國有商業銀行之外的民間借貸資本，是中國經濟發展轉型中一個不可回避的資金力量。源有出處，存有理由，生有市場。有其有利經濟發展的一面，也有其危害金融市場的一面。風險與利益并存，合法與違規交叉。

由于現行的國有銀行的信貸規則和運作模式，國企和政府性質的大項目永遠是貸款的重點，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總是分到很可憐的一杯羹，臨近鄂爾多斯的包頭市，民營企業貸款甚至占不到銀行總貸款額的兩成。而承擔社會就業80%以上責任的民營企業，在資金瓶頸中生存，只能求渴于民間資本。

因煤炭資源和拆遷補償而擁有大量富余資金的鄂爾多斯人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準備了雄厚的資金池。只是從這個池子里引水的規則是：高信譽、高利率、短平快。

“玩得起你就玩，玩不起你就別玩。風險無處不在，天下沒有百分百無一絲風險的利潤回報渠道。”開辦典當行多年的唐文松如是說。

他說，民間借貸初起，人人都不是特別敢把大量資金借貸給私人信貸公司和典當行，但是隨著自發信譽體系日臻成熟以及相關企業的成長透明度越來越高，一筆筆說到做到的誠信本利的回籠，讓越來越多的人走進這個民間借貸的虹橋。人們往往把自己的資金分幾個籃子裝，借貸給不同的公司，應用于不同的項目，在分散風險的同時，期待著多口牌的和局。

毫無疑問，多年來吃盡高利貸甜頭的私貸民眾是歡喜的，沒人怕錢咬手，大家相互攀比的是你是2.5元的月息，還是3分的月息。于是親朋好友之間的圈募，利用政策空間從住房公積金、裝修貸款，購房貸款中套出低利率的銀行資金，然后倒換到高利貸的生財渠道中。

吃到甜頭的自然還有用到這些來自民間渠道貸款的中小企業，當國有銀行關閉了他們求錢若渴的想法后，這些資金往往是企業得以生存并繼續發展的強心劑，雖然利息高點，但是總比渴死要好。

感受歡喜的也少不了遍布鄂爾多斯大街小巷的各類典當行、小額貸款公司、投資公司、私募股權基金等機構，他們扮演著高利率吸儲，更高利率放貸給企業的地下錢莊的作用，賺的是利息差。哪怕只有1分的利息差，若干億的吞吐量形成的利潤對于租間辦公室就可以運營的公司就不是個小數字。

這些放貸出去的資金多數流入房地產、煤炭、物流、酒店等多行業領域。

然而有喜就有憂，少數從地下錢莊貸出巨額貸款的公司因實業項目經營不善而瀕臨破產，連鎖反應造成關聯的信貸公司形成壞死賬目，繼續發酵，導致個人的高利存儲深度套牢。很多人因此已經拿不回本錢。這些憂患目前雖然在整個民間信貸格局中只占少數。但是每次發生后的傳聞都深深刺痛著鄂爾多斯各個信貸鏈條上的所有“螞蚱”。

擊鼓傳花，最終花落誰家

民間高利貸，有人玩得是心跳，有人玩得是尖叫，有人玩得是胡鬧。

2010年，一個紡織女工出身、叫石小紅的“富姐”因高利貸資金鏈斷裂而東窗事發，被鄂爾多斯公安機關逮捕，查明的非法吸儲資金達7億多元，其中4億多元蒸發。

高利貸帶動了鄂爾多斯商品住宅、商業地產以及各類酒店服務業的發展，同時，也因為高利率的高額回報需求，導致地產業價格、服務業價格節節攀升。一個市區人口不到50萬的城市，黃金地段的商業店鋪的價格能炒到每平方米7萬多元。市區內每平方米萬元的豪宅、高樓遍地都是，部分高端樓盤已經炒作到每平方米兩萬元左右。開發商孫東說，沒辦法，不把地產利潤弄高點兒，就沒辦法償還高利率的貸款。

東達集團董事長趙永亮這樣形容高利貸行業和房地產行業的發燒現象：“現在的鄂爾多斯幾乎是‘家家房地產，戶戶典當行’。”

一位范姓地產調查機構的專業人士表示，地大人少房子多的鄂爾多斯，平均每人擁有房屋2.7套。一個三口之家的房屋擁有數量很多達到七八套。在鄂爾多斯，只要你是公務員，起碼的底線就是兩套房子，一套在老市區，一套在新黨政大樓所在地——康巴什。《紐約時報》曾以“鬼城”形容過康巴什樓盤遍地卻無人亮燈居住的現象。如今這里比幾年前已經熱鬧了許多。

高利率的資金流抬高了房地產的高房價，高房價的地產業更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持它挺過嚴重飽和的房地產購買市場。幾乎一半以上被買去的商業樓盤都是被作為投資保值增值的產品被閑置。擁有者不希望房價降，放貸者更不希望房價降，開發商還不希望房價降。降了資金鏈就斷了。所有的原因都指向這朵“錢隆”花，大家都在擊鼓傳花，鼓槌不可以停，停就意味著有人倒霉。

震驚全國的富商金立彬自焚案就是因為巨額的高利貸資金鏈斷裂，導致了旗下惠龍集團的崩盤。他的自焚地點、圈錢地點離鄂爾多斯只有100多公里。事后，業內很多人士指出，金立彬這樣的二十幾個億的高利貸規模在鄂爾多斯只能算個小巫。真正的大巫、大鱷依然在擊鼓傳花、翩翩起舞。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