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劍文：的確，相比目前對試點征稅對象的質疑，普遍征稅無疑能體現公平、科學。但必須有相應的制度保障，比如征稅后的稅制度、合理的扣除政策，真正讓中低收入群體吃上“定心丸”。美國如今的房產稅制度也是逐步發展成熟的，確實有可借鑒之處。但我國有其國情的特殊性，在房產稅制改革中一定要堅持法治，同時，注意將保障居民的基本居住需求放在優先地位，避免造成新的社會矛盾。

我一直強調，房產稅改革要回到法律框架，試點最終也需要回到法律框架。房產稅改革需要一個頂層設計，必須立法主導。立法本身既是結果，更是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充分吸納民意，進行博弈，厘清要領，最終達成共識。

房產稅應該用來提供公共服務

記者：從一季度數字看，房價上漲引發更多關注，各地對房產稅也給予高度關注。事實上，房產稅改革的重大意義不在于調控房價本身，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改變目前地方土地財政的矛盾和困境。

劉劍文：的確，房產稅改革對穩定房價將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唯一手段，穩定房價需要多管齊下，推進綜合配套改革。除了調控房價、合理調節收入分配，房產稅的改革將使我國財產稅體系進一步健全，更好地發揮財產稅在稅制結構中的作用。同時，房產稅也將為地方政府提供穩定的稅源，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地方政府財力緊張矛盾。在我國，房產稅也被賦予了更直接解決民生問題的期待。從這方面講，房產稅負有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任，應該用來提供公共服務或公共品，比如用于建設保障性住房，如廉租房、公共租賃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

賈康：房產稅的目的并不是唯一地為了打壓房價，它實質上是以房產保有環節征稅形成規范的經濟調節杠桿，來形成多種正面效應，包括對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合理激勵，以及在配套改革中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這一改革也是優化我國稅制結構和收入再分配的組成部分。這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貢獻，是具有全局意義的。

房產稅改革也是我國新一輪房地產“調控新政”中的制度建設內容，事關各方利益和調控的水準與中長期效果。房地產領域的重要性和復雜性、敏感性，隨中國經濟的成長、經濟體制和社會形態的轉變而正在前所未有地凸顯。毫無疑問，作為一個稅種，房產稅難以改變中國今后幾十年間城市化水平不斷提升中的住房房價上揚趨勢，但房產稅一定有對沖房價上升、使過程較平穩、減少泡沫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