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可以向上走的“大P”

選對了行業，可能會走得更遠。

Richard，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即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安永，下稱“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稱自己已經“四張”了。回想過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覺得充滿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種無力感襲向心頭。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不少跨國公司的財務漏洞被暴露出來，“四大”的各類官司不斷，審計和咨詢業務之間的“曖昧”關系更是受到指責。Richard希望能夠做到無愧于心。

晚上9點，位于上海浦東陸家嘴的辦公室里，Richard和他的團隊仍然在挑燈夜戰。Richard起身到茶水間給自己泡了一杯青咖，不加糖也不加奶，這樣更能夠驅散睡意。他知道為了手上這家客戶的上市項目，手下十幾號人的團隊又將度過不眠之夜。

加班和出差，是這個行業眾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說，在很多人眼里，“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來換錢，后20年是用錢來換命。當40歲逼近的時候，他時常會問自己：自己的人生還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進入公司的第三個年頭，Richard接到了人生中第一個獵頭的電話，某家總部位于廣東的企業亟須找一位財務經理，獵頭暗示他，再做個兩三年晉升總監并非難事。Richard拒絕了。2007年，這家企業順利上市，財務總監同樣有著“四大”的經歷。Richard說，他有些后悔當初的選擇，但已經來不及了。

在過去十幾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從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見的。財務人員在甲方中的地位與日俱增，“四大”經歷毫無疑問是敲門金磚。10多年來，很多原本并不知名的公司一躍而起，爆發式的增長讓它們獲得了PE資金最終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錯過了那些機會，得到的是在“四大”內部的逐級晉升，從助理審計、審計員、高級審計員、審計經理、高級審計經理、合伙人。Richard頗為詼諧地說，像我們這樣的大P（合伙人），其實還有兩步可以走：主管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們不同，Richard并不擔心自己會失業。在他看來，無論在國企、外企還是民企，你越占據了核心職位，你被裁掉的機會就會越小。“況且中國還有那么多公司等著上市，等著并購，等著審計呢，在可見的將來，業務還會膨脹。”

實際上，“國籍天花板論”在會計師行業正被打破。2012年，財政部出臺了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方案，要求“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后，內部履行最高管理決策職權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必須具有中國國籍且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

Richard說，在“四大”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大P們幾乎都是外國籍，后來越來越多的ABC（出生在美國的華人）和外籍海歸，接下來就是中國臺灣籍或香港籍的合伙人，現在中國本土的合伙人已經占據了六成以上的席位。“中國籍合作人坐上首席合伙人也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未來并不排除中國籍合伙人可能會向那些新興國家輸出。”

當然，像Richard這樣打破“國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并不常見。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和行業有關系，因為審計和會計行業本身是個“越老越吃香的職業”，不僅在外企，國企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外企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四大”也開始流行通過低薪休假甚至無薪休假的方式，變相裁員渡過難關。智聯招聘高級職業顧問郝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經歷了2009年裁員后，企業一般不會輕易裁員，而采取給員工放假、減薪的方式，等待經濟反彈時的訂單增加。

45歲開始的退休生活

和還在苦苦打拼、“人到中年萬事休”的同事朋友們不同，今年47歲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黃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說我是一個江湖傳說，35歲當了總監，45歲開始退休享清福，呵呵，這根本就是玩笑話，只是因為我自己很清楚要過什么樣的生活。”Simon說。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勞隱忍能干，上大學時就開始打工，由于外語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廣交會給外國人當翻譯。大學畢業后進入外企，直接給老板當助理。工作之余，學習投資理財。“廣東人哪有不炒更（指從事第二職業）的，要想靠工資賺錢，那不可能。”

結婚兩年后，Simon和妻子開始了一系列的投資理財：先是投資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結婚初期的生活方式為后來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調。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Simon又開始投資房地產、技術移民。即使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風暴使他們的投資縮水一半，但是后來又在樓市上賺了回來。等到他計劃退休的時候，已經有了澳洲身份，還在悉尼有了兩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還和妻子有40萬澳元的養老儲蓄金。

現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學，Simon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邊看書一邊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愜意的時光。

鍍金飯碗被敲破，未必是壞事

敦煌網創始人王樹彤針對目前外企的“40、50”現象感觸頗深，他認為伴隨著外企在中國的迅速發展，白領精英們獲得了相對豐厚的回報，但許多人并沒有想過鍍金飯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中華英才網人力資源專家劉興陽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經濟學上的“囚徒困境”，表現在跨國公司的中國經理人身上，就是“玻璃天花板現象”。“這種事情屢見不鮮，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目前出現的外企白領一代的人生轉型相當特別，因為他們是隨著改革開放成長的新一代，和以前知識構成相對簡單、按照論資排輩被社會自然淘汰的50后、60后相比，這些40多歲的外企白領的成長經歷了中國經濟最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但是面臨大量精力充沛、學習能力更強、起薪低廉而且供應無限的年輕人崛起，他們在人才市場上漸漸失去優勢，這是特定的經濟發展規律導致的。”

怡安翰威特大中華區首席商務官兼全球研究中心總監龐錦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外企的‘40、50’現象并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面要看中高級管理層的知識更新和儲備能否適應時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他們的經驗和人脈是否對于外企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否很難取代。對于某些專業性較高行業和職位，‘40、50’危機并不需要過分擔憂。”

劉興陽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已經從制造產業升級為創造產業的過程，各個跨國公司在中國也開始產業和結構轉型，中國本土企業也開始逐漸完善企業制度，因此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級職位的老白領面臨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擇。我個人建議他們好好想想。之前他們猶如一直在外企的高速列車上一路狂奔，從來沒有慢下來停一停。應該調整好心態，放緩步伐，有時候換個環境不是壞事。”記者侯雋 談佳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