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標桿———簡政放權

8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宣布，擬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關于授權國務院在試驗區內暫停實施有關法律規定的決定草案，明確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探索負面清單管理”，并把這段表述放在首位。

顯而易見，國務院并不打算給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送禮”，而更傾向于“松綁”。暫停實施外資、中外合資、中外合作企業設立及變更審批等有關法律規定，就是最重要的“松綁”手段之一。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指出，所謂“負面清單管理”是指，針對與外商投資相關的管理措施，均以清單方式列明。簡言之，“正面清單管理”是規定企業“只能做什么”，而“負面清單管理”是僅限定企業“不能做什么”，并以“清單”方式進行列示，法無禁止即可為，體現了“放權”的改革思路。

從現實情況看，對企業管制過多，大大限制了其經營活力。國內一家造船公司高層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由于造船市場需求萎靡，公司遭遇客戶“棄船”。“原計劃設立一家融資租賃子公司，把這些棄船租出去。沒有想到的是，總經理出馬跑了半年都沒辦下來。后來我們改變思路，轉到香港去注冊，結果半天功夫就搞定了。”

王新奎表示，上海建設自貿試驗區，改革的重要方向是終結審批制，逐步建立“以準入后監督為主，準入前負面清單方式許可管理為輔”的投資準入管理體制。“現行投資審批制度帶來了資源錯配、宏觀調控邊際效率下滑和腐敗頻發等一系列問題，已成為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攔路虎’。”

“我國現有的投資管理體制，對于外資要進行審批和備案，但是在國外通常都是對外資實施準入前和準入后的國民待遇，程序非常簡單。上海建設自貿試驗區就是以開放倒逼改革，按照國際規范，觸動體制改革中最難改的審批制度‘硬骨頭’。”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說。

對于人均G D P已超過1 .3萬美元、服務業占G D P比重超過60%、正在深度推進“四個中心”建設的上海而言，改革也早已從外在推動變成內生需求。

“把改革開放在第一位，把制度創新放在第一位，這是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核心內涵。”張幼文說，在對外開放上，就是要進一步思考，政府如何管理市場、服務市場、推動投資貿易便利化；在政府職能轉變上，就是要探索如何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如何提高政府服務的透明度、便捷性等。這不僅是上海自貿試驗區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發展轉型升級避不開的問題。

上海自貿試驗區正在變成一場新的制度改革的起點。通過帶動金融、稅收、貿易、政府管理等一系列政策變革，上海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可能為全國性的改革破局帶來巨大的示范效應。

發展新動力———轉型引擎

有分析指出，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上海自貿試驗區通過擴大開放、釋放改革紅利等頂層設計，將成為“中國經濟升級版”的新引擎。

今年以來，我國外貿出口大幅回落，對國內經濟造成沖擊，內需增長緩慢，產能過剩矛盾突出，結構轉型任重道遠。中國經濟迫切需要一個“起搏器”，引領中國經濟復蘇，并邁向更高能級的新階段。

張軍生指出，經濟轉型我們喊了20年，但并沒有按照我們的意愿真正轉型。以往出臺的產業政策引導、經濟補貼等，在基層執行中很多都“變了味”，沒有真正形成創新能力，反而形成了大量低端過剩產能。“當前，通過內部改革動力不足，必須引入外來的力量，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才能倒逼企業轉型，為經濟注入活力。”

專家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設上海自貿試驗區不僅有助于提振外貿，更將加速要素資源流入，建立適應新的全球產業鏈架構的對外開放新體制機制，以支撐中國未來30年甚至更長時期的發展。

在上海“四個中心”建設過程中，一直困惑決策者的一個問題是，盡管上海已經集聚了400多個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外資研發中心和外資投資性公司，但這些總部機構絕大多數是行政性質的，資金運作并不在其中，最有實際價值的內容都沒在中國。

“隨著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金融創新方面的先行先試，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等，資金、市場、業務創新都會向中國集聚，我們一直期待的價格話語權、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才有可能會真正實現。”姚為群說。

近日，上海出臺42條金融措施，明確提出要結合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要求，爭取先行先試，使國家金融改革、創新有關部署在上海最先落地。包括信貸資產證券化常規化運作，擴大人民幣在貿易、投資、保險等領域使用，研究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研究探索設立民間資本發起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和金融租賃公司、消費金融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