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漸進式的路徑選擇，“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方式，決定了我們之前的改革往往是自發、零散和獨立進行的，那么改革走到今天，各項改革舉措的關聯性、耦合性越來越強，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構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已成當務之急。

如果說，當年的改革更多是由嚴峻的形勢所倒逼，其核心任務是克服那些制約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那么今天的改革，更需要從治理結構、治理機制、治理理念、治理效率等更深的層面上全方位優化，解決好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

如果說，過去我們對制度建設和制度執行能力的要求時常是不平衡的，或是在執行環節重視不夠，或是忽視了對制度科學性規范性的要求，那么到今天，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機結合、共同完善，已是勢在必行。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越高，對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就越高。制度現代化作為繼“四個現代化”后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是改革進程本身向前拓展提出的客觀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對于一個在現代化道路上奮力追趕的國家來說，這無疑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悠久的文化傳統、巨大的人口規模和社會主義的制度體系，決定了中國必須成為創新人類文明發展模式的重要參與者。這是我們準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重要視角。從改革的進程中去觀照，用廣闊的歷史眼光來審視，放在我國社會變革的歷史過程中去衡量，我們才能洞悉其深刻內涵、把握其重要意義。

縱觀社會主義誕生以來的歷史過程，怎樣治理社會主義這樣的全新社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實踐和探索。無論是巴黎公社的街堡，還是共產國際的戰歌，都未能讓馬克思、恩格斯經歷全面治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從拉茲里夫湖畔奮筆疾書《國家與革命》，到打響攻占冬宮的第一槍，列寧領導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創立，卻尚未深入探索就溘然長逝了。有英勇抗擊納粹的壯舉，有黨內大清洗的悲劇，也有腐敗愈演愈烈的積弊，蘇聯在其70多年治理歷程中曾寫下輝煌一頁，但由于沒能形成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日積月累、積重難返，最終難以逆轉國亡政息的命運，留下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史上令人扼腕的沉重一筆。

從中國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看，實現這樣的總目標更具復雜性和緊迫性。自漢唐治世到康乾盛景，中國的國家治理水平曾代表一個時代的頂峰。然而自商鞅廢井田、立郡縣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社會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君主專制制度始終沒有改變。當歐美國家爭相改制圖強之時，中國卻如同一頭沉睡的雄獅，固守于宗法祖制，與治理現代化的浪潮失之交臂。武昌城頭辛亥革命的槍聲，擊碎了綿延2000年的封建王朝，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但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制，種種國家治理體系的方案都在現實中敗下陣來。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才結束了一百多年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百年夢想，并在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取得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成果，終于找到了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路徑。

“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回望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光輝歷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改革，到今天，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走過前半程；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便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

早在1992年，鄧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而今，站在新的歷史方位，落實這一戰略構想恰逢其時。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標注現代化的新高度，成為我們這一代人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