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呈現出人們完全沒有想到的一番景象:與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倒行逆施相呼應，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從西方學來的多黨制、議會制，成為各派軍閥、官僚、政客借以爭權奪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再次記錄下中國的奇恥大辱；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據一方，并以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爭奪為背景，相互之間展開愈演愈烈的軍閥混戰，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

面對殘酷的現實，資產階級革命派并不甘于失敗。孫中山高舉民主革命的大旗，繼續為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爭，但屢遭失敗，陷入困境。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滿懷著對實行議會制的真誠和期望而奔走呼號，慘遭北洋軍閥的卑鄙暗殺。革命黨人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和護法運動等，換來的是反動軍閥的瘋狂鎮壓。這樣那樣的救國方案都試過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國的先進分子中，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

要救國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中國的先進分子從消沉、苦悶和彷徨中走出來，再次在心中燃起熱切的期待，一場巨大的革命風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的《青年》(后改為《新青年》)雜志，猶如黑夜中的一道閃電，掀起一場空前的新文化運動的狂飆。這場運動，正是新的革命風暴到來的前奏。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通過對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認真思考，認定要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國，必須根本改造國民性。他們以進化論觀點和個性解放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向封建禮教提出全面挑戰。通過批判封建主義的正統思想——孔學，沖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羅網，從而在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統思想的過程中，也發生過片面性的缺點，夸大了東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優秀的民族文化遺產也當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這種偏向對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有一定的不利影響。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學。當封建主義在社會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時候，提倡民主、反對獨裁專制，提倡科學、反對迷信盲從，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

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階級舊文化的斗爭。但在此時的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缺陷已經在實際生活中明顯暴露出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尖銳化的表現。這就逐漸引起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西方文明價值的懷疑和批判。正是這種懷疑和批判，為他們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會主義從書本上的學說變成活生生的現實。它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不僅喚醒西方的無產階級，而且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這場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進行的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由于十月革命發生在情況和中國相同(封建壓迫嚴重)或近似(經濟文化落后)的北方鄰國，因而對中國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個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的誕生，使正處在苦悶和黑暗中的中國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給中國先進分子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著的種種問題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給予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啟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一批贊成俄國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李大釗是中國頌揚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這時，中國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條件逐漸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隨之發展壯大起來。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產業工人已達200萬人左右。這個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它同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因而更具有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要求，在革命斗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都要堅決和徹底。中國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以及此時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時期更為龐大的先進知識分子群，為接受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客觀的社會基礎。

在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中國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出現一個新的遠為壯大的陣營。一場新的人民大革命的興起已不可避免。這場革命以1919年5月爆發的五四運動為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