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公眾、說明中國”。今年，中國新聞發布制度走過風雨30年，原本屈指可數的各級新聞發言人，現已增加數十倍。昨天，國新辦原主任趙啟正等多位部委辦新聞發言人及團隊成員聚首華東師大圓桌論壇。這次，不是發布重大新聞，而是縱論新聞發布。

非典帶來的黃金十年

1983年初，我國新聞發布制度相關文件出臺，次月外交部新聞發言人便登臺。外交部新聞司參贊鄒建華說，起初新聞發布頻率每周只有一兩次，有時新的國際問題出現，外交部“三天不說話”，被海內外媒體“逼”著表態。如今，外交部新聞發布大提速，天天可以開一場發布會。

但在這些新聞發言工作者眼中，我國真正意義上的新聞發布建制，是在2003年“非典”暴發后才確立的。疫情初起，外交部發言人甚至承擔著“國務院發言人”角色，一次被追問十多個非典相關的“內交”問題。原衛生部新聞宣傳中心發言人團隊成員李杰說，當時衛生部的新聞發言人，有3個輪番上陣，連續60天每日“發言”。

此事距今10年，堪稱中國新聞發言人的“黃金十年”。當今春H7N9禽流感疫情來襲，國家衛計委及各地的發言人向國內外媒體表現出“更高透明度與開放度”。趙啟正表示，事實上境外媒體對中國發言人的一些特質十分佩服，比如部長親身參加全程直播發言，又如事關國計民生數據倒背如流，“這些外國發言人難以做到”。當然，中國發言人也有弱點，如發言不簡練，易淹沒重點。

是高危職業嗎

有人說，中國的發言人成了高危職業。“7·23”動車事故后，原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反正我信”之后下課。但趙啟正說，“這不是其個人責任，因為按照國際慣例，發言人應與部門最高負責人一起到達事故現場。”而王勇平臨時由京“空降”，打的是無準備之仗，“他敢于犧牲，也犧牲了”。

趙啟正表示，新聞發言人是否為公眾所信任，取決于他是否具有深切的使命感，是否對國家富有感情，是否尊重人民，“每個回答應該都能以其真實和邏輯先說服自己”。因此，“與其說發言人是高危職業，不如說是‘高責任職業’”。他透露，自己作為發言人的背后是一個博士生團隊，在正式發言前，他們先掌握事實、國際國內反應以及已做、未做和將做的事。同時，他們之間先行“試問試答”，考量受眾接受度。當然，發言人的話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自身要保持一顆平和心。

他認為，在新聞發布領域，對“口徑”一詞的理解和使用存在巨大誤區。“實際上，‘口徑’應當是一個組織對外表達的原則和框架，而非需要背誦的條文。”新聞發言人是90%的“崗位人”和10%的“自然人”，既有官方立場，也有個人風格。

秒時代的新規則

中國新聞發布制度正加快“普及”，地市級甚至縣一級都在建立發言人制度。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提出，數量倍增同時如何提高質量，更多發言、更好發言。

在新媒體作用下，即使新的新聞發布理論也可能馬上過時。鄒建華認為，過去新聞發布的第一時間應在24小時內，即所謂“黃金24小時”，但這只是適應了“每日新聞時代”的傳統傳播需求。當前，新聞傳播進入了“秒時代”，此前提出的“黃金6小時”、“黃金4小時”等時限都已顯慢，發言人最好在“黃金1小時”內作出反應。此外，發言人的發言陣地也在變化，應嘗試與網絡媒介、社交媒體相適應，積極建立“網絡發言人”制度。

實習編輯：李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