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敏感人群由低收入群體向中等收入階層擴展，影響類型由生存型向發展型擴大。原本屬于“社會穩定器”的中等收入人群生活質量下降，不安全感加重

“每月工資約為4000元，給家里寄1000元，吃飯開銷約1300元，單間房租650元，交通、通訊等費用要200多元，衛生洗滌化妝等日用也要幾百元。”在廣州眾音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工作的王苗利最近幾個月大幅削減開支，盡管如此，給《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算完自己的開銷賬后還是懊惱不已，“我是真正的‘月光族’，一毛不剩。”

這一輪物價上漲，聯合利華漲價、出租車費漲價、可樂漲價，很多快餐店、西餐店都跟著漲價，而這些都市生活習以為常的消費，現在頓時讓城市小白領們壓力陡然增加。”王苗利以自己舉例道，以前每周一次的朋友聚會改為每月一次了，自己盡量不埋單；每周一次去商場購物也縮減為每月一次；打電話盡量用公司電話，自己少花話費，“雖然現在的房租已很便宜，還計劃再去找更便宜的房子。”

2009年以來，我國物價持續上漲，直至今年6月份CPI再創新高。盡管首當其沖的是低收入人群，但也使得物價敏感人群正在向中等收入人群擴大。一方面，由于本輪漲價的品種，如成品油、出租車、鮮瓜果、家禽、鮮蛋、鮮奶、快餐、服裝、房租價格等，都是城市白領的集中消費區域；另一方面，這一人群的家庭資金鏈脆弱，而近期密集出臺的提高住房按揭首付比例、提高房貸利率等政策，普遍累及中等收入人群。

“縮小收入差距，是我國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提低擴中限高’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基本原則。”采訪中，社會研究人士指出，國家應啟動對這一群體收入和經濟狀況、社會心態的調查研究，梳理近兩年來出臺的各項政策法規對這一群體的沖擊程度，今后在出臺各類政策時，要注意不能“誤傷”這一群體，在制定新政策時對這一群體予以保護，“目前輿論中的‘意見領袖’、信息發布活躍者多為白領階層，有引導輿論的條件、能力和手段。而他們的負面心理和對抗情緒，對未來政府的行政和管理將是很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