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的文學不可能是熱鬧的”

記者：那么，文學對你意味著什么？

莫言：我當年在這個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員，天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勞動的時候，厭煩透了。這個地方這么貧困、落后，就夢想著有一天逃離，到外邊去看看世界，到外邊去過更好的生活。但當真出去以后，過了幾年，就開始懷念這個地方。尤其是當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更感覺到這個地方跟自己是血脈相連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里邊，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有的是鄰居的、親戚朋友的經歷，有的是聽老人們講過的故事，這是一批最原始、最寶貴的素材。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說。當然了，繼續寫下去的話，故鄉也不斷地擴展，寫作的資源也不斷地補充、豐富。這就需要閱讀，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記者：有不少評論說你獲獎是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主流社會視野的一個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個巨大的奇跡。你對這樣的評論怎么看？

莫言：現在網上的評價五花八門，我最近也沒有看。我覺著我肯定是一個中國作家，我的文學是我們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覺得我沒有權力代表中國文學。當然，得獎會在一段時間內讓世界的目光更多關注中國當代文學，應該會發揮一些比較積極的作用。但這個作用也不可高估，因為文學是一個相對落寞的領域，不可能像電影或其他的媒體，能夠吸引那么廣大的觀眾。

記者：長期以來，受各種因素影響，中國人已遠離了文學，文學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舞臺中心撤到了邊緣，純文學的讀者越來越少，你如何看中國社會對文學的疏離？

莫言：我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現象，但是如果你冷靜地想一下，就會發現這是正常的。

我記得20年前我讀過一篇前輩作家汪曾祺先生寫的文章，上個世紀30年代，好萊塢電影大舉引進中國，人們的業余時間幾乎都泡在電影院里，那時汪先生就對這個現象發表了一些很悲觀的議論，說這樣下去小說會沒人讀了。

我們現在的這種感覺，跟汪先生當年面對著好萊塢電影對小說的壓迫是一樣的，現在更多了，又有網絡、又有電視，但是我覺得嚴肅的文學作品，它不可能是熱鬧的，如果它特別熱鬧，它就不是特別正常。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文學熱潮，一首詩歌萬人傳誦，一部小說能夠引發一種社會性的轟動，為什么會那樣？因為中國經過了十年文革的文學荒蕪時期，突然思想解放，文學出來了，這個時候的文學，附載了很多不屬于它的功能，所以這種轟動是不可能持久的，是非正常狀態。

現在，很多人說小說會消亡，我覺得它永遠不會消亡。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語言的審美功能是別的藝術作品所不能代替的。

看電影、聽音樂、欣賞美術，都可以得到審美的愉悅，但這些愉悅代替不了我們閱讀優美的文章時候那種感覺。語言的魅力，是永遠不會消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