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后,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他受毛澤東同志指示,組織策動了國民黨陜北保安團隊起義,接應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圍返回延安,參與指揮了西華池戰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協同彭德懷同志指揮了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和陜甘寧邊區的戰役,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三戰三捷”和隴東、三邊戰斗的勝利。他作為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彭德懷、賀龍同志,或轉戰西北戰場,或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或組織后方支前,戰勝了十倍于我的國民黨軍隊,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習仲勛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為建設陜甘寧邊區嘔心瀝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陜甘寧邊區土改中,他提出的區別老區、半老區、新區不同情況制定政策和糾正“左”的偏向的意見,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肯定,并轉發全國各解放區。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他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從實際出發,正確地、積極穩妥地領導了西北地區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大膽而妥當地解決了復雜的民族宗教問題,團結爭取了一批少數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為鞏固新生政權,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恢復戰爭創傷,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基礎。
1952年9月,習仲勛同志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字方針,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1956年9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條例,為規范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他厲行節約,勤儉辦事,樹立了為人民當家理財的優良作風。他在國務院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長達10年,兢兢業業,盡職盡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稱贊。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勛同志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遭康生誣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殘酷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后長達16年之久。他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得到徹底平反。
1978年4月后,習仲勛同志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廣東省省長,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他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擁護黨中央關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刀闊斧地撥亂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落實各項政策,增強了團結,穩定了局勢。他團結省委“一班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于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率先向黨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國內外的有利形勢,發揮廣東的特點和人文地緣優勢,讓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請求,得到了鄧小平同志的贊同。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和創辦經濟特區,為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使廣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綜合改革的試驗區和排頭兵,為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習仲勛同志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表現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革命膽略,為廣東的改革開放事業和經濟特區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1980年9月,習仲勛同志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后又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主持討論了許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他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研究、制定,處理了許多重大和復雜疑難問題。在撥亂反正,推動組織、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實現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加強領導班子建設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長期致力于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實踐,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正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強工、青、婦群眾組織的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他重視調查研究,密切聯系群眾,認真批辦和接待人民群眾來信來訪。他還在實現祖國統一、反對分裂祖國圖謀,加強港、澳、臺、僑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許多精力。
1988年4月,習仲勛同志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他親自主持多部法律、條例的審議,參加了全國人大與外國議會間的交往活動,為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加強我國民主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1993年3月,習仲勛同志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仍一直關心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關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堅決支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工作,擁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習仲勛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具有堅定信念,對黨和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雖幾經坎坷,身處逆境,但百折不撓,奮斗不息,他始終堅定地與黨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堅持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他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敏銳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他堅持原則,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習仲勛同志一生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顧全大局。他謙虛謹慎,任勞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不居功,不護短,愛護干部,關心青年,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關心群眾疾苦,與工農群眾、民主人士、文化藝術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誠相見,廣交朋友。他辦事嚴謹,寬厚待人,實事求是,嚴于律己,為政清廉,生活儉樸,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他德高望重,高風亮節,在黨內外和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
習仲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頑強奮斗,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奮斗。
習仲勛同志永垂不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