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已遲:“邊民”要有“邊界”,網絡需有法治

在審訊中,董如彬對上述事實均供認不諱。他說,自己在團伙中是發起者、組織者、領導者和策劃者,形成了一整套炒作模式:接受委托后,首先雇請或安排網絡寫手編造主帖;然后安排技術人員購買一些“馬甲”、雇傭“水軍”頂帖、跟帖;之后董本人適時發表評論,邀約一些“網絡推手”和“知名博主”參與評論,使之成為網絡熱點,吸引傳統媒體進行報道,迫使有關部門滿足委托人訴求,達到非法獲利的目的。

對于惡意炒作的后果,董如彬表示:“我很清楚,當中必然會有一些眾聲喧嘩、泥沙俱下,會產生各種負面影響。”

“收人錢財,替人說話,所以在立場上、傾向上就會有選擇地發布一些對委托人有利的言論,導致不客觀、不中立,有不實之詞。”董如彬對自己的犯罪事實進行了反思,并表達出悔恨之意——

“在真相不夠顯現、事實不夠清楚的時候,我僅僅出于自己的一些判斷,甚至是猜想推測……越想越覺得自己有問題。”在看過兩高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后,“邊民”說,司法解釋是網絡社會的“底線”和“紅線”,網絡名人或廣大網友發表言論應該謹慎,要“具備一定的社會責任和社會良心”。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有底線才有自由,有邊界才有空間。有關人士表示,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日前最高法、最高檢出臺有關司法解釋,這既是為網絡言行劃定了明晰的法律邊界,更是向網絡誹謗等違法犯罪行為亮出利劍。良好網絡環境的建立和維護需要多方努力,特別是廣大網民要加強自律,理性參與,在法律框架內行使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