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冬，他就在深圳拜見了在那里休息的習仲勛同志。“當時習老身體不大好，住在深圳。第一次跟習老和他的夫人齊心大姐見過面后，他們對我比較認可。從那時候起，五年中，我每年大半年時間都在齊心大姐身邊工作，有時在深圳，有時在北京，也陪同齊心大姐去北戴河修改書稿。”

在此期間，賈巨川查閱、參考了大量史料證據，又走訪了150余名與習仲勛一起工作、戰斗、生活過的老同事、老戰友、老部下、親屬子女及身邊工作人員，獲得了大量真實可信的第一手材料。2001年五六月間，賈巨川還陪同齊心大姐在當年習老曾經工作過的陜甘寧邊區6個地市考察走訪，足跡遍布23個縣、60多個革命舊址。他還多次到習老被下放期間生活過的洛陽等地進行調查訪問。“有的國家領導人有記日記的習慣，留給后人的真實材料就比較豐富；但習老不寫日記，本人留下的文字很少。習老平時說自己的事也很少，晚年他的身體也不允許長時間談話。大量的書報、雜志都是別人的旁證，因此需要做大量的考證工作。特別是涉及的歷史文件，甄別工作很繁雜。很多歷史文件當年都是手寫的，文字涂抹、漫漶不清的情況嚴重。這些文獻的考證與辨別多是在放大鏡下完成的。”這些工作，保證了這本傳記成為一份嚴謹的史學研究成果。“寫作過程并不是完全按照成書的順序進行的，而是哪一部分材料成熟了先寫哪一部分。寫成后就送習老本人和齊心大姐審閱。”賈巨川介紹，幸運的是，習老生前親自審閱了約20萬字的內容，“秘書念給他聽，根據習老的身體情況，每天念半小時或一小時。齊心大姐也一起聽。習老對所寫內容基本都沒有意見，偶爾也有改動和調整，總共大約提了十來條意見。”他說，習老審定的內容大多是上卷內容，對下卷的“蒙難16年”也看了。最終，習老給出了“原則同意”的書面答復。因為跟著齊心大姐，隨時可以請教她，聽她對歷史事實的講述和修改建議。《習仲勛傳》(上卷)2008年出版，獲得陜西省政府第九屆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黨的十七大以來全國黨史部門黨史優秀成果著作類一等獎等。近日，又被列為中央黨校創建學習型黨組織“讀百本書”第二個五年計劃推薦書目。《光明日報》、《新華文摘》、《文匯讀書周報》等8家媒體刊登了長篇書評。今年2月，美國《華盛頓郵報》還專訪了賈巨川先生。

“齊心大姐評價說這本傳記很真實、很生動、很感人，她還兩次親筆為賈巨川寫了工作鑒定。中央領導同志也做過評價，表揚賈巨川同志非常嚴謹、文字推敲得非常細致，作為家人很滿意。這些評價都有書面紀要。”賈巨川說，遺憾的是習老本人沒有看到書出版就永遠離開了我們！

他介紹，2009年1月傳記的下卷即已送審，但由于新中國成立后牽涉到的重大問題、原則問題較多，因此審查得有一個細致的過程。

緬懷紀念老一輩革命家，應以總結經驗、著眼未來為基礎，為今后的建設與發展服務

賈巨川表示，我們一直有著緬懷、紀念老一輩革命家、政治家的良好傳統，尤其在去年建黨90周年的時候，系列紀念活動達到一個高潮。“但是這種紀念不能只是停留于頌揚和歌頌。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紀念活動講話中曾說過，‘不要讓鮮花掌聲淹沒群眾意見，不要讓成績數字掩蓋存在問題，不要讓發展成就麻痹憂患意識，不要忘了反思過去的教訓’，這話很值得我們思考。很多時候我們紀念一個人，還單純停留在歌頌層面，其實真正實事求是的紀念應該是以總結經驗、著眼未來為基礎的，最重要的是從前人的經驗中吸取教訓，為現在以及今后的建設與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只有這樣的紀念才更有意義。”

他認為，對習仲勛同志的紀念也應該遵循這個原則。“我們當然十分尊重習老為中國革命建設作出的卓越貢獻，對老人家也很懷念，但實事求是仍然是必須遵循的原則，不能因為某種人為的因素加以夸大。比如在改革開放中習老在廣東的工作，是歷史把習老推到了時代的潮頭，他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擔當了重任，是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是第一線的指揮員，但他仍然是集體領導中的一員，假如說這是一部大的集體作品，老人家為之傾注的心血更大一些，下的力更多一些。如果說得過頭了，老人家自己也不會同意。”

賈巨川說，我們從前輩身上繼承的主要是一種精神，從他們爭取獨立、和平、民主、自由、為了建立新中國而不懈奮斗的精神中獲取激勵與動力，從而為我們的國家更民主、更富強、更和諧、人民生活得更有人格尊嚴而繼續奮斗。習仲勛同志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的一員，我們紀念習老，也應立足于現實與未來。《習仲勛傳》(上卷)為我們記述了青少年時代的習仲勛同志的文韜武略和戰士品格，展示了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斗爭畫卷，我們應該學習革命戰爭年代里像習仲勛那樣的一代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的胸襟、膽魄、勇氣、毅力、人格和精神，繼承他們那種無私無畏、舍生忘死、襟懷坦白、大氣凜然、不計名利、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思想情操，迎接新挑戰，用心踏實做好今天祖國發展建設過程中的每一件事。

來源：濟南日報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