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新進展

前　言

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藏族自治區。十三世紀中葉，西藏正式歸入中國元朝版圖后，西藏一直處于中國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勤勞、純樸的藏民族在歷史上為燦爛的中華文明的發展，為祖國大家庭的團結和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1959年前，西藏長期處于政教合一、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占西藏總人口95%以上的農奴和奴隸沒有人身自由，人的基本權利被剝奪。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結束了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的歷史，占人口95％以上的百萬農奴和奴隸獲得了做人的權利。西藏由此進入了社會發展和人權進步的新時代。

1992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白皮書，以大量事實，全面介紹和闡述了西藏地方與祖國大家庭關系的歷史，以及現代西藏人權發展與進步的情況。

近幾年來，在中央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下，在全國其他地區的大力支援下，經過西藏各族人民的努力，西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明顯加快，從而進一步推動了人權事業的發展。西藏自治區人權事業的發展，是中國人權事業新進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了解和判斷西藏地區的人權狀況,要看事實。這里介紹的是西藏自治區1992年以來的人權事業新進展的事實。

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人民的政治權利

西藏是藏民族聚居區，藏族占全自治區總人口244萬的95％，漢族和其他民族人口占5％。根據中國憲法，國家在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立西藏自治區，依法保障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參與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政治權利，特別是藏族人民自主管理本地區和本民族事務的自治權利。在少數民族聚居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是中國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是中國政府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

1956年4月，根據中央政府決定，成立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1965年，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晉美任自治區第一任主席。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作為自治機關，依法行使自治權。根據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利，涉及立法、使用民族語言文字、人事管理、經濟管理、財政管理、教育管理、文化管理、自然資源的管理和開發等諸多方面。

作為西藏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充分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治權，積極制定適合本民族地區特點的法規。繼1965年至1992年制定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等60余件地方性法規之后，近年來又制定了23件地方法規，作出各類法律決定21件，清理修訂法規23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環境保護等各個領域。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西藏自治區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工作條例》、《關于加強對法律、法規實施情況檢查監督的若干規定》等，并對14項全國性的法律、法規制定了適合西藏特點的實施辦法。在執行全國性法定節日的基礎上，西藏自治區立法和行政機關還將“藏歷新年”、“雪頓節”等藏民族的傳統節日列入自治區的節假日。根據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自治區把職工的工作時間定為每周35個小時，比全國性法定職工周工作時間少5個小時。據統計，1992年以來，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據西藏實際情況制定的有關維護西藏人民利益的立法數量，超過了此前12年的總和。

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和自治區主席均由藏族公民擔任。中國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應當有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區主席、自治州州長、自治縣縣長由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擔任。從西藏自治區成立迄今，先后的4任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主任和5任自治區主席均為藏族公民。據統計，目前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士在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副主任中占71．4％，在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占80％；在西藏自治區主席、副主席中占778%。在1993年全區鄉（鎮）、縣、地(市)和自治區四級換屆選舉后，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士占四級國家政權機關組成人員的93.2%,分別占當選的鄉鎮長和縣長的99．8％和986％，分別占自治區、地(市)、縣三級人民法院院長和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96％和89％。1992年以來，西藏的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的培養和選拔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據1996年統計，西藏全區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比1992年增加1822％，占干部總數的73．88％，比1992年增長4．48個百分點。

保障藏語文的學習和使用，是維護藏族人民自治權利和行使參與國家和地方事務管理的權利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在執行職務時，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條例的規定，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者幾種語言文字。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若干規定（試行）》據此明確規定，在西藏自治區藏漢語文并重，以藏語文為主。藏語言文字是西藏全區通用的語言文字，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法規、法令，各級政府下達的正式文件、發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在司法訴訟活動中，對藏族訴訟參與人，都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法律文書都使用藏文。西藏的報刊、廣播、電視均使用藏漢兩種語言文字，機關、街道、路標和公共設施一律使用藏漢兩種文字標記。藏族的學術、文化藝術工作者，都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撰寫和發表學術成果和藝術作品。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貫徹實施，進一步保障了西藏人民的政治權利，使西藏人民今天所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舊西藏的狀況形成天壤之別。

西藏在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占西藏總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被完全剝奪了人身自由和政治權利。農奴主把農奴和奴隸當作私有財產，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在舊西藏通行了幾百年，直到1959年被廢止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文將人分成三等九級，規定人們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法典規定，上等上級的人如王子等，其命價為與其尸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如婦女、屠夫、獵戶、匠人等，其命價為一根草繩。農奴主以野蠻、殘酷的刑罰維護封建農奴制度，動輒對農奴和奴隸實施剜目、割耳、斷手、剁腳、投水等駭人聽聞的酷刑。

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西藏人民同全國各族人民一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獲得了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所有公民政治權利。

在西藏，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他們選舉自己的代表，并通過選舉產生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權力。據統計，在1993年進行的西藏鄉、縣、地(市)、自治區四級人民代表大會換屆選舉中，全區共有選民1311085名，占18歲以上公民的98．6％，其中91．6％的選民參加了選舉，有些地方選民參選率達到100％。中國憲法和選舉法明確規定，在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各少數民族都應當有適當名額的代表。選舉法還對少數民族代表的選舉作了特殊照顧性的規定，如規定聚居境內同一少數民族的總人口數占境內總人口數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應相當于當地人民代表大會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不足15%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可以適當少于當地人民代表大會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等。占全國總人口8%的少數民族，目前其在全國人大的代表占代表總數的14%以上。西藏現有20名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占80％。西藏的門巴、珞巴等少數民族雖然人口極少，在全國人大及西藏各級人大中也均有自己的代表。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目前擔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西藏各階層和各界人士還通過參與各級政治協商會議，參政議政，行使民主權利。現有多名西藏民族、宗教界人士是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阿沛·阿旺晉美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藏委員會于1959年成立以來，廣泛吸收藏族和其他民族及宗教界人士參加，現有數百名民族、宗教界人士擔任委員，拉魯·次旺多吉、唐麥·貢覺白姆等舊西藏政府時期的貴族均擔任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舊西藏法典規定，“勿予婦女議論國事之權”，這種狀況在新西藏已不再存在。1996年，西藏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中的婦女代表占代表總數的20％。現在，全西藏有縣級以上婦女干部573人，并在歷史上第一次有了藏族的女法官、女檢察官、女警官、女律師。

在西藏自治區，形成了一支以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為主體的司法隊伍。西藏自治區司法部門嚴格依照憲法和法律，保護西藏自治區各族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和自由以及其他各項合法權益，保護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依法懲處各種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維護社會秩序。在西藏自治區，犯罪率和監禁率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罪犯的合法權利受到法律保護；少數民族和信仰宗教的罪犯不受歧視，在生活習慣等多方面得到照顧。罪犯在監獄服刑期間的吃、穿、住、用等物質條件由政府予以保障。監獄按罪犯民族生活、飲食習慣設有專灶，每月供應糌巴、酥油茶、甜茶等。西藏監獄均有醫療衛生機構，罪犯擁有醫師數高于全國監獄平均水平。罪犯享受國家統一規定的休息日、節假日和民族傳統節日。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依法每月會見自己的親人，可以依法獲得減刑或假釋和各種獎勵。

二、經濟發展與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加快西藏的經濟建設，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使西藏廣大群眾享有充分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是中央政府關于西藏工作的首要目標，也是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的首要任務。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各級政府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顯著成就。

1992年以來，西藏經濟快速增長。1997年，西藏國內生產總值約73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91年增長966％，年均增長119％。1987年以來，西藏糧食生產連續十年豐收，1997年糧食總產量達82萬噸，創歷史最高水平，比1991年的58萬噸增長41.4％；肉類總產量達119萬噸，比1991年增長25.5％。目前，西藏自治區正在為實現2000年前在全區完成脫貧任務，使多數群眾達到小康的目標而積極努力。

1992年以來，西藏加快了與人民群眾日常生產、生活有密切關系的交通、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建筑業、建材業、輕紡業、食品業、民族手工業的發展。擴建了拉薩貢嘎機場，改建了昌都的邦達機場。現在，西藏每天都有幾個航班飛往國內其他城市，每周都有國際航班。西藏已基本建成由航空、公路組成的交通運輸網絡。1996年，西藏全區公路貨運總量比1965年增長146倍，客運量增長27.9倍，年均航空客運量達10萬人次，大大改變了舊西藏完全靠人背畜馱、交通閉塞的狀況。西藏已建成和開通了7個地(市)衛星通信站和51個縣的程控電話交換機，98％的縣實現了衛星傳輸和電話的程控化，并進入國內國際長途電話自動交換網。西藏的拉薩、日喀則、那曲、昌都、澤當、獅泉河等主要城鎮加快了市政建設。八十年代以來，僅拉薩市對舊民房的改造就完成了30多萬平方米，有5226戶居民遷入新居。這些建設改善了城鄉居民生活環境，提高了生活質量。

西藏的經濟發展是在十分原始、落后的基礎上起步的，由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和嚴寒、缺氧，西藏發展經濟的自然條件也十分嚴酷。加上舊西藏封建農奴制統治下，西藏經濟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鑒于這種情況，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發展一直給予特殊的重視，在人力、物力、財力、技術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并根據西藏情況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從1980年至今，對西藏的農牧民實行免征免購，農牧民全部收入都歸自己所有。近年來，中央政府給西藏的財政定額補貼每年都達12億元以上，還采取了減輕負擔、優惠投資、智力投資、扶貧包干等特殊的措施。從五十年代初至1997年，中央政府共向西藏投入400多億元；1959年至1996年調運進藏物資674萬噸，其中商業物資110萬噸，糧食130萬噸，石油148萬噸。

國家還根據不同時期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和特殊需要，給予規模較大的集中援建。繼1984年由中央政府指導、動員全國9個省市援建西藏43個工程項目后，1994年，中央政府又決定在三四年內由中央政府和全國其他省市無償援助西藏建設62項工程，包括農業和水利、能源、交通和通訊、工業、社會事業和市政工程等項目。目前，這些項目已大多竣工并交付使用，總投資由原定的238億元增加到366億元。中央政府投資10億元的“一江兩河”(雅魯藏布江、拉薩河、年楚河)中部流域綜合開發項目，自1991年實施至今，開發區域內的糧食產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都有大幅度提高。國家投資20.14億元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電站于1997年竣工、發電。近年來，全國14個對口支援省市還在西藏援建其他建設項目151個，總投資達4.9億元。這些項目的完成，將使西藏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居民生活水平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經濟的發展，使西藏城鄉居民的生活明顯改善。1996年，西藏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5030元，比1991年增長1.4倍，年均增長19％；農牧民人均純收入975元，比1991年增長48.3％，年均增長8.2％。1997年，西藏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達5130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1040元。西藏城鄉居民年底儲蓄存款余額由1991年的5.1億元，增加到1997年的3045億元。1996年，西藏人均占有糧食372公斤，比1991年增長28％，在人口增長了約一倍半的情況下，人均占有糧食仍比五十年代初增長了2倍。1996年，西藏人均肉類消費48.6公斤，比1991年增長17.2%。1996年與1991年相比，城鎮居民人均消費蔬菜增長26％，消費食用油增長145％，消費蛋類增長11倍，消費糖果糕點增長3.2倍。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居民家庭財產日益增多。農牧民家庭大都擁有數量可觀的生產資料，平均每戶農牧民家庭擁有的生產性固定資產價值達8000元以上。每百戶擁有汽車9輛，大小拖拉機6臺，機動脫粒機3臺，馬車12輛。在城鎮居民家庭中，家用電器等耐用消費品逐年增加。1996年，平均每百戶城市居民家庭擁有彩色電視機88臺，黑白電視機6臺，洗衣機42臺，電冰箱50臺，照相機46架，摩托車9輛，自行車222輛，均比1991年有較大幅度增長。據舊西藏地方政府統計，1950年西藏約90%的人口沒有自己的住房。現在，除少數牧區外，其他所有的家庭都有固定的住房。1990年到1995年，西藏農村和城鎮居民住房面積由人均18.9平方米、11平方米分別增加到20平方米、14平方米。據典型調查，在“一江兩河”中部流域，有的農戶家庭存有夠吃一至三年的余糧，有的鄉90％的農戶家庭蓋了新房。

西藏自治區的一些偏僻邊遠地區，部分群眾的生活還比較困難，自治區各級政府正在按照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實施扶貧攻堅計劃，積極幫助當地群眾發展生產，以擺脫貧困，走上富裕道路。僅1996年，自治區就投放扶貧資金1.14億元。1997年9月以來，西藏部分地區，尤其是藏北地區遭受歷史上罕見的特大雪災，給當地的農牧民生產、生活帶來很大的困難。國務院專門研究支援西藏的救災工作。到1998年1月，中央政府先后撥給西藏受災地區救災資金4200萬元，運去了大量救災物資。國務院還向災區派出了慰問組，慰問災民，察看災情，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為這次救災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這對緩解這次特大雪災給農牧民生產、生活帶來的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了保障各族人民的生活環境，改善生活質量，西藏自治區嚴格執行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自1992年以來又制定頒布了《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等20多件有關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地方法規和行政規章。繼1990年在拉薩建成西藏第一個現代化環境監測站后，1993年建成了日喀則環境監測站。其他一些環境監測站正在修建，以逐步形成全區環境監測網。環境監測表明，西藏工業“三廢”的排放量甚微。工業廢氣的消煙除塵率達到88%；工業廢水的有效處理率在50%以上。主要河流的水質均達到國家地面水環境質量一級標準。湖泊大多數仍處于原生狀態，水質保持在國家標準之內。地下水水質總體良好。西藏迄今未發生過一起環境污染事件，沒有酸雨，更不存在任何人為放射性污染。環境保護部門多年監測結果證實，西藏環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在國家輻射保護規定標準內。

西藏人民群眾享有充分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情況，與舊西藏貧窮、落后，廣大群眾生存權得不到保障的悲慘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嚴重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西藏的經濟長期處于極其原始、落后的狀態。農業生產基本上為木犁耕地、牦牛踩場脫粒，有的地方還保持著“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1952年，西藏每畝（15畝合1公頃）糧食產量平均只有80公斤，人均占有糧食僅125公斤。舊西藏幾乎沒有現代意義的工業。1950年，整個西藏只有一個簡陋的鑄幣廠，僅有的一座125千瓦的水電站斷續發電，整個西藏的工人總共才120人左右。即使在這種落后的經濟狀況下，95％以上的社會財富還集中在僅占人口不足5％的官家、貴族、上層僧侶的三大領主手中，而占人口95％的人民群眾處于極端貧窮的境地。當時，西藏有句諺語：“（農奴）能帶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腳印。”廣大農奴和奴隸不僅沒有人身自由，生命權也無法保障。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首府拉薩市只有2萬多人，而貧民和乞丐就有近千戶，時常可見凍餓倒斃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情形慘不忍睹。這種景象現在已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