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經過這些年的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目前政府權界仍不夠清楚，還是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甚至一定程度上還承擔了“無限責任”。

“本次改革突出強調職能轉變，可以說是抓到了要害。”前述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者說。他并介紹，本次改革重點在于“三個放權”，即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和向地方放權。體現了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繼續簡政放權”的要求。

如，《方案》提出，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將有望使民眾依法通過社會組織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參與社會事務管理，有利于更好發揮民眾主人翁精神，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放”的同時，《方案》亦強調了政府的“收”，具體表現在“三個加強”——改善和加強宏觀管理、加強基礎性制度建設、加強依法行政。“收”“放”之間，不僅約束了政府在放權過程中作“甩手掌柜”，出現部分領域的管理真空。更重要的是，這使得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四者的權責關系得以理清，有利于四者嚴守分際，各負其責。

作為《方案》的一大亮點，“加強基礎性制度建設”的表述意義亦不可小覷。“形象一點說，基礎性制度建設就是國家治理中的基礎設施，”薛瀾說，“這意味著國務院組織機構的職能配置及運行方式有了法治基礎，同時，還可以將很多不良現象在初露端倪之前得以遏制。”

“這一方案無疑是讓我們振奮的，正是因為它的全面性。”薛瀾說，“但方案一旦通過，接下來的工作會更艱巨。一則部門的調整牽涉到人員的變動；二則如何規范政府的有序退出和加強監管，以避免‘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覆轍；最后還要特別注意理順地方與中央的權責分配。”(記者/石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