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面對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競爭，不久前韓國一位駐京記者寫書稱，“如果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就應該把我們的國家培育成龐大的研究開發中心”，“只要我們保持高一檔次的技術優勢，只要我們保持‘韓國的產品價格雖貴但質量好’的形象，中國就永遠是我們的黃金市場。”

大國經濟必須有技術支持；中國工業化必須有可靠的技術來源；培育國際領先企業必須有核心技術。沒有自己技術、專利、品牌、標準支持的“世界工廠”，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工業經濟。

過早成為世界工廠存在“軟肋”

在改革開放中，我國企業獲得外部強大的技術支援。但是，中國工業化最終必須有內生的技術來源，否則不僅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的利益，甚至國家經濟安全都難以保障。

到目前為止，我們引進外商投資累計達6000多億美元，中國企業累計對外投資約700億美元。這表明，“引進來”還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形式從微觀層面看，是跨國公司以它的全球戰略為目標，以資本、技術、品牌、市場以及關鍵零部件等實力，整合中國的產業、企業和資源。

在這種“兩頭在外”、“三來一補”的生產模式下，跨國公司處于主導地位、分享了更多的利益。目前，除壟斷行業外，國內高技術含量的行業大都處于外資實際控制之下。例如，中國外貿依存度超過70%，其中工業品出口的60%來自外商投資企業。

中國眾多企業的弱勢不僅在資本實力和產業規模，更重要的是缺乏核心技術競爭力。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說：“中國對外國專業技術的依賴程度很高，與日本、韓國不同，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技術創新沒有多大進展，在創立世界級企業方面也沒有多大建樹。”

英國劍橋大學彼得·諾蘭教授寫到，“后來居上的工業化國家，不論是19世紀的美國還是20世紀后期的韓國，每個國家都產生了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中國卻是惟一一個沒有產生這樣企業的后來居上者。”

隨著技術和產品的壽命周期迅速縮短，技術領先的先發效應迅速增強。技術越來越成為企業競爭力的核心。中國培育世界領先企業的努力遇到了技術能力不足的強勁約束。

經濟全球化改變了全球產業分工模式。中國在技術依存度超過60%的情況下使中國成了“世界制造中心”。但是，中國這些由外資控制著增值幅度最大的技術、重要裝備、關鍵零部件和銷售渠道的“外資工廠”群，處于價值鏈的最低端，只是經濟全球化歷史機遇下中國實現工業化邁出的重要一步，絕不是中國工業化的終極目標，更不能與英、德、美、日曾創造的工業輝煌相提并論。

過去兩個多世紀，前后幾屆世界制造中心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除資本的積累外，都經歷了科學技術上的突破、管理科學的創新和技術人才、高素質勞動力的準備。

這種以創新為基礎的“制造中心”具有“人無我有”的性質，表現出了鮮明的財富積累效應。

由于中國在產業分工中處于價值鏈的低端，“中國制造”自身并不具有高效益性質。目前，我國單位資源產出平均只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10至1/20；從業人員生產率只相當于1/30至1/40；制造業的關鍵技術、關鍵裝備、關鍵零部件大部分依賴進口；中國電子工業規模排在世界前列，但芯片制造比國際先進水平落后了二至三代。

經濟指標落后，實質是企業的技術落后。

中國過早地成了“世界制造中心”，影響了國內一些企業對形勢的冷靜判斷。在可以從國外獲得技術的情況下，很多中國企業把有效資源大都投向規模擴張，卻吝于包括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源在內的長期投入。有的企業掉進了技術依賴的陷阱，失去了技術自信、失去了技術創新的激情和信心，甚至放棄了技術創新的努力。企圖依賴他人的技術，以強大的制造能力成為世界領先企業。最終使自己成了“生產能力的巨人”，“技術能力的矮人”，技術能力不足以支持產業規模，進一步發展受制于人。

　　自主創新需要戰勝自我

隨著我國產業和企業全球影響力的增強，中國企業的技術來源已經到了由技術模仿為主轉向自主創新為主的時候了。但是，后發國家企業的技術追趕卻面臨巨大的挑戰。

這個挑戰，一方面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控制。跨國公司左右著所在產業的技術方向、控制著技術標準，贏得了巨大的先發效應，并通過技術、品牌、投資、關鍵裝備、關鍵零部件等，越來越強地控制著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和企業。

另一方面，中國不少企業自身缺乏創新斗志。一些地方追求速度、擴大投資、追求外延擴大規模的偏好，導致企業不愿意下苦功走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道路；現有高管人員任用制度下，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經營團隊迫切追求近期利益，幾乎誰也不愿意“我這一屆投入自主研發，下一屆或再下一屆贏得收獲”；一些企業盲目多元化經營，主業已經模糊不清，技術創新也就無從談起。

追求增長速度的社會氛圍，形成了一股難以抗拒的社會力量，彌漫著一種浮躁的、急于求成的心態。

有些生產企業認為自己的技術實力與跨國公司根本無法匹敵，創新意志瓦解了、甚至放棄了技術創新的努力。

因此，技術追趕不僅要應對來自外部的挑戰，更難克服的是來自內部的技術自信的破滅和創新意識、創新文化的缺失。實現技術創新，必須戰勝自我。

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因主要來自內生的追求和激情。只有那些忠誠于主業、并把技術創新作為企業家的執著追求和立足市場的長期戰略的企業，技術創新才可能持續。撈一把算一把的企業，根本就不會步入創新的軌道。

　　引進是為了縮短學習過程

改革開放后，中國很多產業通過引進、消化、吸收，技術和生產水平都上了一個大的臺階。但是，當人們重新審視“以市場換技術”的歷程時，發現國內許多企業盡管讓出了市場，甚至讓渡了部分所有權，但并沒有換來更強的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也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技術，有的技術能力實際上在衰退。

技術引進有兩種模式選擇。一是僅為使用而引進；二是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而引進。

有資料顯示，日本引進技術時期，平均花一美元引進，要花約7美元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從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30年，日本走過了從引進到創新的全過程，進入了技術輸出國家的行列。

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引進技術的項目數和總支出可能比日本與韓國之和還要多，但用于消化吸收的費用只相當于引進費用的7%，只及日本的百分之一。這一點費用只能解釋圖紙、對引進技術的效果作必要的驗證，不可能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再創新。

由于沒有完成技術學習的過程，使我們的技術能力始終落后于引進來的、正在應用的技術。當這些正在應用的技術需要更新的時候，只能再引進。在消化吸收上不到家，帶來的是以更多的支出進行第二次引進和再引進。橫向看，多家企業重復購買同一技術；縱向看，第一輪引進后就是第二輪引進。結果我們的技術費用總量并不少，但大都交給了外國人，沒有很好地培育出自己的技術力量。

在引進－落后－再引進的不斷循環中，本國的技術人員實際被邊緣化了；在不斷從合資對方獲得技術的合資企業中，中國的技術人員難有用武之地。即便市場上新產品、新裝備層出不窮，但也沒有給本國技術人員多少技術創新的實踐機會。

引進了技術，并不等于就有了技術能力；引進技術的水平，更不能代表自己的技術創新水平。即便可以通過委托開發等“買斷”技術，但如果沒有完成技術學習的過程，那也只能落得“有產權，無知識；有技術，無能力”。

技術可以購買，但技術能力是買不來的。核心技術是核心競爭力的精髓，誰也不會轉讓。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只能靠自己艱苦的積累。要丟掉幻想，面對現實：沒有核心技術就要受制于人。

　　開放戰略應有利于自主創新

進入新世紀，中央提出“提高利用外資水平”。重要含意是對外開放要更加注意實現我們自己的目標，有利于培育本國產業和企業競爭力。

一些地方沒有深刻理解國家“以外促內”的戰略意圖，把本地發展的希望過多地寄托于外資，寧愿給外資無限制的“超國民待遇”，而不愿下苦功推進本地企業改革、提高本地企業競爭力。他們把“引進外資”當作目的，而對“利用外資”卻缺乏清晰的思路。這種“重引資，輕利用”的現象帶有普遍性，使外資進入對促進本地產業和企業發展的潛力沒有充分發揮。

引進外資是為了利用外資；對外開放是為了壯大自己。為此必須進一步明晰“以外促內”戰略、理清利用外資的思路、完善對外開放中的對內政策，使引進技術的過程能培育出本地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引進外資的過程能培育出本地資本為主、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接受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過程能鍛煉出高素質員工隊伍、使本地產業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形成產業聚集效應；在參與全球競爭中造就世界級的企業家。

長期以來，雖然我們大力引進技術，卻沒有很好地培育出自己的技術能力；大量引進外資，卻沒有為本地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營造出良好的發展環境，這是很值得反思的。

正確認識和利用外資流入的歷史機遇，應該冷靜地看到，跨國資本是“候鳥”，屬于“無根資本”，有不可改變的逐利性。只要擁有它可以利用的優勢，例如基礎設施比較完善、市場潛力大、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比較低廉、各種政策十分優惠等，外資就會迫不及待地進入。但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低成本優勢是不可能永存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發達國家的產業向亞洲“四小龍”轉移；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國臺灣、韓國等地的產業又大規模向中國大陸轉移�，F在，我國沿海地區面臨著地價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壓力，甚至一度出現“民工荒”，以往的優勢正在逐漸弱化或消失，產業隨同資本的再次轉移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需要形成內資和外資企業的平衡結構，企圖完全依賴外資構造一個長期穩定的經濟結構是不現實的。如果不能在引進外資中利用其溢出效應，培育出本地有競爭力的企業，那么，我們不僅不能持久地分享經濟全球化的利益，而且今天的繁榮可能就是日后的悲哀，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就沒有保障。

利用外資的目的，短期是要增加就業、稅收，帶來一個地方的繁榮；中長期則要有效利用外資的“溢出效應”。

溢出效應首先是指地方政府為了引進外資而創造的與外資要求相適應的軟硬環境，如配套基礎設施、良好的市場環境、符合市場經濟的政企關系、更高的政府效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等。良好的企業生態環境可以為外資利用，也可以為本地企業所利用；其次，通過產品配套和服務、通過人員流動和正式及非正式的交流，使本地企業獲得外資企業的技術和管理擴散效應、市場信息和與國際市場對接的效果。在本地產業進入全球分工、健全本地的供應鏈和產業鏈的過程中，還有可能形成某一產業的聚集效應。此外，外資企業的示范作用，如注重技術、注重人力資源開發、現代經營理念和現代化管理等，對本地建立工業文化都將起到推動作用。在外資進入過程中，如果本地企業得到發展，與外資企業建立越來越密切的配套關系，甚至競合關系，形成內外資企業雙贏局面，外資再次轉移的可能性將降低。

總之，充分利用外資的溢出效應促進本地企業的發展，是我們利用外資要爭取獲得的最重要的收獲。

　　國家發展政策應與創新政策相結合

中國擁有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巨大市場機會。如2020年前數千萬千瓦的核電；一萬多公里的高速鐵路、眾多城市的軌道交通；三網合一的新一代無線電訊網和各種數字化、智能化終端設備；數量龐大、品種繁多的加工設備、環保設備，冶金、化工、采礦裝備和大型工程機械；每年數以百計的民用飛機和百萬至千萬計的汽車等。

這些巨大的經濟發展機會是建設創新型國家最可貴的“國家資源”。這些機會應該同樣給中國企業，成為中國企業技術創新的大舞臺。

但現實中，我們一方面要求企業自主創新，另一方面卻寧可將巨大的發展機會“拱手讓人”而不愿留給中國企業。這種情況幾乎在各個行業都存在。

產生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發展政策與創新政策“兩張皮”。管發展的部門渴求的是國外先進技術，關心的是速度、希望一次成功，不相信本國企業的創新能力，也不愿意分擔本國企業創新可能帶來的風險；管創新的部門追求的是國家增加科技投入，關心的是項目審批和資金分配，對如何爭取利用經濟發展機會重視不足或者也無能為力。

發展政策與創新政策不協調、發展與自主創新“兩張皮”，表現出了一種悖論，一方面國家不斷加大資金和政策投入，致力于提高本國技術創新能力；另一方面，不少重大創新領域、創新項目和新產品訂貨又往往不支持本國企業的技術實踐。

在“自不如人”、“技術自卑”心理的支配下，即便國家要求招投標，甲方也會有針對性地巧妙設置“首臺首套”或其他門檻，目的是“準確地”將本國企業拒之于門外。在強大的跨國公司面前，本國企業自主創新的市場通道從源頭已經變得十分狹窄。比如，在規劃中國高速鐵路時，一開始就在選用德國方案、法國方案還是日本方案中作比較，本國企業竟然根本不在考慮的范圍之內。

甲方表現出了很強的崇洋心理，對本國企業的技術能力缺乏信心、不愿意給他們提供工程實踐的舞臺，讓本國企業一次次遭受歧視和挫折。中國改革發展創造的巨大市場，其中高技術含量的部分中國企業沒有分享更多，大部分都讓給了外國企業，從需求一方沒有給本國企業提供更多的機會。

對創新的企業來講，比優惠政策更重要的是給它提供創新機會和“市場出口”。如果把“出口”堵死了，創新的源頭就窒息了。因此，必須統籌經濟發展戰略與自主創新戰略，如何動用國家資源支持建設創新型國家、支持本國企業創新，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大戰略。一個帶有示范效應的做法是，通過國家訂貨或準國家訂貨等形式，給國內企業創新提供重大工程實踐機會和創新產品的市場出口。

經濟快速發展期，是技術追趕的黃金期；中國是經濟大國，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有足夠的國內外資源支持實現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如果我們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真的確立為國家意志、國家戰略的話，那么，就應該動員國家資源促進實現創新型國家的目標。

必須“以科技發展規劃服務于經濟發展規劃，經濟發展規劃以科技發展規劃為支撐”，調整好兩者關系；必須創造良好的創新環境，鼓勵更多企業走自主創新之路；通過國家訂貨或準國家訂貨等形式，從龐大的國內需求一方，給企業創新提供市場和工程實踐的舞臺。

現在中國正成為世界創新技術的實驗場，在跨國公司母國還沒有完成工程化過程的創新，例如磁懸浮軌道交通、第三代核電等都可以引進，為什么不能給中國企業的創新提供更多的嘗試機會呢？

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國家復興的重大戰略。技術創新必須以體制創新為條件，認真解決障礙企業創新的體制和政策問題。只要將各個社會主體創新的內在動力充分調動起來，創新型國家就將指日可待。（來源：瞭望 陳清泰 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