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日本在哈桑湖與哈勒欣河一帶的進攻被蘇軍擊潰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恥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裝干涉也被順利地肅清，日本占領者從我國遠東地區被驅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戰爭時期俄軍的失敗，給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憶。那次失敗是我國的一個污點。我國人民相信并在等待著總有一天日本會被打敗，污點會被洗清。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而這一天終于來到了。今天，日本承認自己已被戰敗，并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了。
這就是說，薩哈林南部和千島群島將歸還蘇聯，從此以后，這些地方不再是使蘇聯同大洋隔絕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國遠東的基地，而是蘇聯同大洋直接聯系的工具，是我國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64]
讀這篇舊文，看今日歷史，盡管經歷了蘇聯解體的巨大變故，今天俄國人對日本北方四島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讓。聯想起同樣取得抗戰勝利、以仁愛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國，今天竟還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與日本人沒完沒了，令人扼腕感傷。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蘇聯共產黨是在長期殘酷的政治斗爭中認識并學會“與狼相處，就得學狼叫”道理的。斯大林太知道蔣介石國民黨在1927年對中國共產黨瞬間就背信棄義的本性和“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的殘酷，更了解1904年日本向俄國不宣而戰的“狼”性。因此，斯大林與之講話時便用直截了當的“狼”語。小蔣可能聽不懂，老蔣不可能聽不懂，[65]日本人與丘吉爾一樣，更不會有任何誤解。
西方人對自己是一套“人的邏輯”而對東方人則是另一套“狼的邏輯”。美國南北戰爭前后，美國在本土上反對英國對南方叛亂的支持，可在中國的政策卻是“趁它存在之時去獲得一切可能的讓步，同時遵循一種按照國際法的原則不惹怒任何未來的帝國統治者的方針”[66]“最后誰統治中國，它就同誰打交道”。[67]1856年美國駐華全權專員巴駕給美國國務卿報告中一語交底：“長期的經驗證明，西方的邏輯往往不適用于中國人”[68]。一方是“仁者愛人”加“之乎者也”，另一方是重商言利再加堅船利炮，正可謂“秀才見了兵，有理講不清”。邏輯不通，近代中國與西方打交道時就總是吃虧。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先生對此解釋道：“美國人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要求在中國獲得權益，并且得到了這些權利；中國人要求在美國獲得某些權益，卻遭到拒絕。區別就在于：美國人不僅有自己的一套種族觀念和政治信條，而且有炮艦作為后盾來強行推行這套東西?！盵69]19世紀美國對華官方文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1869年8月31日美國國務卿菲什給美國駐德大使班克羅夫特的指示中就美對華政策交待得很清楚：“為了實施條約，必須進行另一次戰爭。條約所包含的特許權是用武力從該帝國政府奪取的?！盵70]尼克松說得更明白，“抗議的聲音，遠在幾千里以外，是聽不見的”，[71]而不管這種聲音是善還是惡。
不諳于“狼”語，在“與狼相處”時，人一定是要吃虧的，而在險象環生的國際關系領域，國家則一定是要吃虧的。不要說初入政界的蔣經國，就是深受盎格魯撒克遜思維影響的政治領袖，如忘記了“狼”的母語，其國家災難亦不可避免。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國卡特和蘇聯戈爾巴喬夫總統。
1976年，吉米·卡特當選美國總統（1977-1981）?！斑@位美國總統雖然在佐治亞州有很好的政績，但對如何掌控世界頭號強國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準備。他身處核子時代，面對20世紀70年代末的變幻莫測的世界，執掌美國大權和負責美國外交的人卻沒什么國際關系歷練”；“作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當傲慢，他以為能夠撇開前任的失誤，重新開始一切。像半個多世紀前的伍德羅·威爾遜一樣，卡特指責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現實政治，宣稱美國的目標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會。對尊重人權的不倦的追求將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結果卻把朋友和敵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認為，美國由于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丑聞而遭到削弱，而由一位優柔寡斷和懵懂無知的總統領導著，此時此刻正是蘇聯加緊謀取優勢的大好時機”?？ㄌ貓陶陂g，“蘇聯強權無論在何處都能所向披靡。蘇聯政治局成員們躊躇滿志，認為不需要再出臺什么新方針了”。當時蘇聯攻勢逼人，差點將美國趕出印度洋。美國外交史學家孔華潤寫道：“這件事想起來都讓人后怕?！盵72]結果，卡特只干了一屆，就為強勢的羅納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僅扭轉了美國的頹勢，而且與喬治·布什政府連手一舉擊敗與卡特一樣滿口“人權”卻不諳“狼”語的戈爾巴喬夫，由此導致蘇聯解體。
總結這份國際斗爭的經驗，重溫列寧對共產黨的忠告，對中國的未來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國已是一個步入資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資本風險的國家，而資本的本質是絕對贏利，但資本如為國家政權所利用它又絕對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經過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蘇聯共產黨忍痛與德國簽訂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約”，盡管這個和約為蘇維維埃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可善良的和講道義的布哈林同志很長時間想不通。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重義輕利且不注重軍事工作，經歷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認識到，“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73]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74]新中國建立之初，美國出兵朝鮮，威脅中國邊界安全。毛澤東用實力說話，最終將美國定格在“三八線”以南。最后，毛澤東還是用盎格魯撒克遜人習慣的現實主義語言與尼克松談判，幾天就確定了——當時中共黨內也有許多善良的和講道義的“左派”同志對此想不通——中美戰略合作的基本框架。
“外交就是管理國際商務”。在這點上，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我們的先生。與商人打交道，就要學會商人的思維，第一代蘇共領導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維，并由此在資本世界中大獲勝利；戈爾巴喬夫不學也不會這種思維，并由此丟掉了國家?，F在這種考驗開始落在處于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人面前，我們不能只知道保持傳統美德，而且更要認真領會列寧同志“與狼相處，就得學狼叫”的忠告，在與盎格魯撒克遜人占優勢的資本世界打交道時，僅有善良老實的東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時也要學會他們的“實力 + 勢力范圍 = 大國政治”的思維樣式。“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75]，有了獵槍可以不用，但不能不會使用，更不能沒有獵槍。不然，在國際斗爭中真的與“野心狼”周旋起來，我們就會像東郭先生那樣總是吃虧。這里我認為絕對有必要重提被美國西奧多·羅斯?？偨y稱為“親愛的戰略家”和他必須依賴的“在社會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76]的美國海權之父馬漢那句可被作為中國未來軍事斗爭借鑒思想的名言：
在這一方面，每一個認識到戰爭仍然可能發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國家做好了準備的人應該首先具備這種觀念：無論一場戰爭就其起因或性質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認定戰爭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將導致災難。一經宣戰，就必須積極、主動地進行作戰。敵人不應只被擋在門外，而應被擊敗。你盡可以不從敵人那里獲取什么，但必須打得他心服口服。[77]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歷史是無情，變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個時代接一個時代的變遷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戲劇，而戰爭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場景。”[78]在國際關系中，只知道義而不知應變的反霸，其結果只是斯巴達克式的殉難；而只有應變能力而無道義的國家，其結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還成為“東條英機”式的笑柄；而擁有道義力量，同時又具備多種應變能力的國家，才能最終崛起為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這既是當代國家戰略能力成熟的標志，也是當代國家維護其戰略利益必備的外交知識。
注釋：
[1] 1066年，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87）渡海侵入并征服英國，自立為英王，稱威廉一世。他沒收大量土地，迫使全國領主效忠于自己，并編制《末日審判書》，以加強對農民的統治和剝削。
[2] 威廉二世（WilhelmII,1859-1941）德意志帝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1888-1918），威廉一世之孫。任內對內專制對外擴張。制定以爭奪世界霸權為目標的戰略。1897年派艦隊強行占領中國膠州灣；1898年力圖通過建巴格達鐵路在近東伸長勢力；1900年7月，出兵鎮壓中國義和團運動，參與瓜分中國領土的競爭；1905年、1911年，制造摩洛哥危機，與法國爭奪在摩洛哥的殖民權益；多次插手巴爾干事務，加深德國與英、法、俄等國的矛盾。1914年利用薩拉熱窩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后遜位，逃亡荷蘭。著有回憶錄《1878—1914年大戰爆發時的事態》等。
[3] 腓特烈一世（紅胡子，約1123-1190），神圣羅馬帝國皇帝（1152-1190；1155年加冕）。1152年3月在法蘭克福當選為德意志國王。腓特烈企圖以政治手腕實現對歐洲支配。自1154年起多次侵入意大利，焚毀米蘭城。1155年6月18日羅馬教皇為腓特烈加冕。1158年腓特烈發動第二次意大利戰爭。包圍并征服米蘭，召開龍卡利亞會議，確定皇帝權利，剝奪各城市的自由。腓特烈用從意大利征收的稅金召募雇兵。1159年樞機主教羅蘭特當選為教皇，腓特烈拒絕承認。1174年，腓特烈進行第五次意大利戰爭，為倫巴第聯盟軍所敗。1789年腓特烈號召并參加第三次十字軍東侵，1190年于途中溺死于小亞細亞。1940年12月8日，希特勒正式發布了進攻蘇聯的第21號指令，并以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巴巴羅薩”作為這份作戰計劃的代號。
[4] 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0 )，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頁。
[5]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6]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7] 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頁。
[8] 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頁。
[9] 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頁。
[10] [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著，程逢如等譯：《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8-19頁。
[11]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2頁。
[12] [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地位及其地緣戰略》（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13]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14] 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業社會的專利。在此之前，人類歷史剛剛經歷過從四大文明古國為輻射源的農業全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居于強勢地位的農業國家和民族最終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農業國家和民族，由此使農業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居于主體地位，其中農業霸權國家依其高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農業資源（土地、人口、技術等）在其創造的貢賦體系中，吸吮其他弱勢國家的資源。其他民族也曾對這種農業全球化浪潮進行過和平或暴力的抵制，這種抵制也曾對世界形成巨大的沖擊，比如公元10世紀中亞游牧匈奴人對歐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紀游牧蒙古人對歐亞大陸農業民族及其王朝國家的沖擊，其結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這些征服民族無一例外地被農業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資本主義在大不列顛島的成功登陸，使原來被束縛在封建農業王朝中的手工業技術在資本的魔杖下釋放出來并在資本的調度下創造出了“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資本主義生產力。正如中古時期的封建主義生產力以其農業技術優勢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農業民族一樣，近代資本主義以其工業技術優勢征服了自然經濟下的農業民族等非工業民族：資本使城市市民變為最初的資本家，使封建的行會組織變為工場手工業，使封建地租變為利潤，一句話，原先存在于農業王朝中的一切經濟要素，如不轉變為資本要素，就會被資本所溶化和吸噬。資本一旦出現，它就開始向世界漫流，資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 這個被現代人稱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其實質而言，本質上就是資本全球化的過程。參見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頁。關于“農業全球化”的討論，還可參閱彼德???A?考克萊尼斯(Peter A. Coclanis)：“來自過去的教訓——歷史語境下的農業全球化”，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編：《現代化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15] “薄弱環節”， 套用斯大林用語，意即工業全球化一定要在農業全球化鏈條最薄弱的環節獲得突破。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中說：“帝國主義戰線的鏈條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環節被突破，但是無論如何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無產者占百分之多少、農民占百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眳⒁姟端勾罅诌x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頁。
[16] 參閱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頁。
[17]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頁。
[18]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頁。
[19]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頁。
[20] “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頁。
[21] 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頁。
[22]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23] 1798年后，面對拿破侖法國的崛起，無論是杰斐遜還是他的擁護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國的崩潰。這一年，他寫道：“英國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場大災難。”他接著說：“但令人高興的是，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國將會“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災難讓人類失去了用來抵擋有時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這樣一道防波堤的話”。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
[24] [日]歷史研究委員會編，東英譯：《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25] 與蘇聯人有長期交往經驗的蔣介石明白這一點。1938年1月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也?！保ㄞD引自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頁。）直到1962年他在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長希爾斯曼談到他將對中國大陸的“單獨行動”意圖時仍強調：“只要中國國民黨在長江以南地區采取軍事行動，蘇聯人就不會干預?！眮碓矗骸爸醒肭閳缶志珠L希爾斯曼致國務卿臘克斯克備忘錄（華盛頓，1962年6月18日）”，詳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頁。
[26]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頁。
[27] 歐文·拉鐵摩爾，東方學家。生于華盛頓特區，幼隨父前往中國。1915年就學于英國坎伯蘭圣·比斯學校，4年后回中國。1920年在上海的報館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諾德公司任職，會漢語、蒙語、俄語。1924年從事對中國的調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廣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過蘇區，同年返美。1938年執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系學院，次年任院長。1941年奉富蘭克林·羅斯?？偨y之命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次年返美后在戰時情報局供職，負責太平洋戰區工作。1945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日經濟代表團團長的特別經濟顧問。同年出版《亞洲問題的解決》，主張幫助亞洲國家確立其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間任英國利茲大學中國問題教授，1972年任該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麥卡錫主義時期曾受到調查，并被詆毀為“蘇聯間諜”。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滿洲——沖突的搖籃》、《現代中國的形成》、《中國的歷史和革命》等。
[28] 參見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100，目錄：29，案卷：11：“蘇聯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與拉鐵摩爾談話記錄”。轉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頁。
[29] 衛林等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關系大事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頁。
[30] 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第975頁。
[31] 亨廷頓：《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頁。
[32] 就在印度在北方與中國發生邊境沖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駐華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發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 對印度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重大失敗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確無誤的口氣寫道：“考察一下印度防務的各種因素，我們就會知道，從十六世紀起，印度洋就成為爭奪制海權的戰場，印度的前途不決定于陸地的邊境，而決定于從三面圍繞印度的廣闊海洋?！薄皬慕倌甑臍v史來看，任何強國，只要掌握住絕對制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國，獨占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樣了。印度已經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權利不能由印度自己來維護，這個自由可說一文不值。” “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純粹大陸觀點的國防政策，那是瞎了眼。”潘尼迦最后得出結論：“印度如果自己沒有一個深謀遠慮、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不免是寄人籬下而軟弱無力；誰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聽命于誰。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會逐漸發展成為強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權國，有密切聯系的?！保ㄔ斠娕四徨戎?，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1-2、81、87-88、87、89頁。）
無獨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黨資深要員，印度前外長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發表的《印度的防務》(Defending India)一書中再次強調印度洋對印度國防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他說，“印度歷史的轉折點并不是最終發生在陸地上的沖突”，“我們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紀的一個重要失誤，就可正確地評價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這個失誤導致外國勢力到達印度洋沿岸，最初是為了貿易，發展到后來就是為了征服”；“在這里，陸地上的勝利是緊隨著海上的征服而來的”，“因此有必要承認，已經出現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 參見，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p. 265-267.）
[33]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頁。
[34] 1954年9月8日，在美國策動下，由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簽訂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又稱《馬尼拉條約》。這是一個軍事同盟條約，條約聲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辦法”“抵抗武裝進攻”。條約附有美國提出的“諒解”，對“侵略和武裝進攻的意義”解釋為“只適用于共產黨的侵略”。條約還以議定書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撾和南越劃為它的“保護地區”。1955年2月19日條約生效時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1962年7月日內瓦會議通過的《關于老撾中立的宣言》，不承認它對老撾的所謂保護。1967年起法國拒絕派正式代表團參加該組織的部長級理事會。1972年11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1977年6月該組織宣布解散。
[35]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36] 最早的羅馬城是通過聯合，歸并附近村落的方式逐漸形成的。后來得名為羅馬的那塊地方，是與伊達拉里亞和薩賓人為界的一個拉丁姆最北部的居住地。約公元前1000年，這里連綿不斷的山丘出現了原始村落群。公元前8-7世紀，各村聯合為七丘同盟，其中主要的一個是帕拉丁。后來又并進薩賓的部落，在卡匹托里亞建立共同的城堡。及至公元前5-4世紀，阿芬丁又合并進來，居住地的四周建筑城墻，排干沼地，開出了廣場，這樣就逐漸形成早期的羅馬。
[37] 1867年4月9日，美國參院以37：2的表決結果批準從俄國手中購買阿拉斯加的條約，英國駐華盛頓公使向國內報告說，這項條約是美俄聯手挑戰英國權勢的一個信號。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38]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頁。
[39]“渡過盧比孔”（cross the Rubicon），出自愷撒搶渡盧比孔河的典故。愷撒（公元前100-前44年）是古羅馬統帥和政治家，公元前60年與龐培、克拉蘇結成前三頭政治聯盟。曾率軍征服高盧（今天的法國），兩度入侵不列顛，屢建奇功。公元前49年初，元老院與龐培聯合，意圖解除愷撒的軍權并召之回國。愷撒致信給羅馬元老院，表示愿意和龐培一同放棄兵權，但如果龐培保留兵權，他決不放棄兵權，否則就兵戎相見。元老院立即宣布愷撒為人民公敵。一場內戰不可避免，愷撒迅速率軍南下，于公元前49年1月10日抵達意大利邊界的盧比孔河邊。望著滔滔流水，愷撒停了片刻。因為他知道，渡河后就意味著對羅馬宣戰，結果是無法預料的。作為羅馬帝國的英雄，他不愿看到國家陷入紛爭。但同時他又別無選擇，因為羅馬元老院不但要撤他的職，還要置他于死地。愷撒把陰謀告訴了部下，他們一致宣誓要跟他回國討還公道。于是，愷撒說出了一句俗語："骰子已經擲了，就這樣吧！"就帶著他的部隊渡過了盧比孔河。愷撒的迅速和出其不意，令元老院和龐培驚慌失措，因為他們還沒有作好迎戰準備。龐培1月18日即率領一批元老及執政官逃離羅馬。人民知道愷撒渡過了盧比孔河，都紛紛出城歡迎歸來的英雄。愷撒占領了羅馬，成了羅馬的最高執政官，接著出兵西班牙，經過40天的戰斗，迫使龐培在那里的軍隊投降，并于公元前48年6月徹底擊敗了龐培。后來人們就用“渡過盧比孔”（cross the Rubicon）來形容人們辦事時的義無反顧和敢于承擔風險的決心。
[40] 這里借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標題，反指俄國后來存在的與當年左派幼稚病相似并導致蘇聯解體的右派“幼稚病”。
[41] [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頁。
[42] 參閱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頁。
[43] “百日王朝”，拿破侖一世第二次統治法國時期的稱謂。拿破侖1815年3月1日從厄爾巴島逃出后，20日重返巴黎，到6月22日被迫退位，約百日之久，故名。
[44] 英美1794年“杰伊條約”， 參見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5頁。
[45] “威爾遜致麥庫克，1897年12月5日”，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頁。
[46] “彼得大帝曾經說過，俄國人在遠東只有兩種選擇：‘打仗或貿易’”。見胡禮忠、金光耀、沈濟時著：《從尼布楚條約到葉利欽訪華——中俄中蘇關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頁。
[47] 列寧：“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頁。
[48] 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
[49] 轉引自[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7頁。
[50]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8-1059頁。
[51] 恩格斯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里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眳㈤喍鞲袼梗骸奥返戮S?！べM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頁。關于黑格爾歷史“惡動力”思想參見《法哲學原理》第18、139節以及《宗教哲學講演錄》第3部第2篇第3章。
[52] 參見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頁。
[53] 劉世龍著：《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頁。
[54]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頁。
[55] 18世紀至1854年佩利迫使日本開國，日本沿岸遭西方人不同程度的冒犯近30次。
[56] 佩利，（也譯“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美國海軍軍官。1837年任“福爾敦號”軍艦艦長。1847年參加“美墨戰爭”。繼1853年率領美國艦隊至日本之后，1854年又率領10艘軍艦停泊日本神奈川，強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日美友好通商條約》，開放下田、函館兩口通商。
[57] 1868年起開始明治維新。政府“制定了一部以普魯士德國的憲法為藍本的憲法，對法制進行了改革”，并“從英國皇家海軍請來的專家為日本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海軍出謀劃策，從普魯士總參謀部請來的專家幫助他們實現陸軍現代化。日本軍官被派往西方國家的陸軍和海軍學院學習，盡管本國已建立起軍火工業，但仍從國外購買現代化武器”?！霸谒羞@一切的背后，有著引人注目的政治義務，即實現國家‘富國強兵’的號召。對于日本人來說，經濟實力和陸軍實力是同步發展的”。詳見[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頁。
[58] 明治維新后“軍事工業和紡織業是日本大工業的重點，軍事工業的發展尤其迅速”。 詳見周一良、吳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冊），第89頁。
[59]詳見[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頁。
[60]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頁。
[61]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頁。
[62] 如果有人認為戰后日本右翼的狼式思維有了很大的進化，那就大錯特錯了。1993年8月10日，細川護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20世紀40年代發生的那場戰爭表態說：“我本人認為，這是侵略戰爭，是錯誤的戰爭?！比毡具z族會馬上回應說：“細川的講話讓陣亡者的遺族難以忍受，我們要重建被東京審判歪曲了的歷史觀?！贝撕笕毡咀悦顸h內成立了所謂的“歷史研究委員會”，并由19名日本政界、輿論界和學術界的“主講人”進行了20場講演，并匯集成冊題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在這本書中第一章“大東亞戰爭的起因”說：“日本的戰爭責任常常被人們提起，但是弱國也應該為自己的弱小而對歷史負責。國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時，弱國應該為自己弱小而對歷史有重要責任。當時的清國和朝鮮就是這樣?！薄俺r和中國也有相當的責任。由于自身的衰弱，從而招來了俄羅斯的侵略，也招來此后的動蕩。這是朝鮮和中國應對歷史負有的責任?！保╗日]歷史研究委員會編，東英譯：《大東亞戰爭的總結》，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這是典型的狼式邏輯和語言：狼吃小羊是羊的過錯，誰讓你這么弱。如此推論，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也是正確的，誰讓你打不過美國。日本右翼打了100年，戰敗后經過50多年，狼語一點不改。
[63] 《蘇日中立條約》，1941年4月13日，日蘇兩國在莫斯科訂立。1940年7月,日本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通過《時局處理要綱》，欲乘納粹德國橫掃歐洲、英、法敗退之機，武力南進，為避免南北兩線作戰，決定大幅度調整對蘇關系。蘇聯為加強西線戰備，也希望改善日蘇關系。1940年12月日本駐蘇大使建川美次奉命向蘇聯表明訂立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意圖，但蘇聯只同意訂立日蘇中立條約。1941年3月外務大臣松岡洋右訪問德國，4月歸國途經莫斯科，7日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展開締約談判。13日雙方訂立《日蘇中立條約》，規定：相互尊重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締約一方若受到第三國攻擊時，另一方保持中立；條約有效期為5年等。作為該條約附件，附加日蘇分別承認蒙古與偽“滿洲國”領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聲明。《蘇日中立條約》的訂立，解除了日本大舉南進的后顧之憂，加快其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步伐。條約內容參見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12-813頁。
[64] “告人民書”，《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439頁。
[65] 1942年8月1日，面對東受日本重創南有滇南吃緊的形勢，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古訓‘克己復禮’與‘忍讓為國’者，乃對內之道，而非對外之言也。”蔣介石在參加開羅會議期間以丘吉爾為例多次談到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特點。1943年11月2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蓋以日本來余與邱吉爾氏相見，已有四次。認定其乃為一現實的英國式之老政治家，實不失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之典型人物，其深謀遠慮老成持重，于現代政治家中，實所罕見。”11月30日，他進一步寫道： “以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人決不肯犧牲絲毫之利益以濟他人，彼此于美國之主張亦決不肯有所遷就，作報答美國求援英國之表示，其于中國存亡，則更不值一顧矣?！运脚c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之楷模矣?！鞭D引自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24頁。
[66] “美國駐華全權專員巴駕給國務卿馬西的報告”， [66]參見 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頁 。
[67] 參見 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頁 。
[68] “美國駐華全權專員巴駕給國務卿馬西的報告”， 參見 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頁 。
[69]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頁。
[70] 參見 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頁 。
[71]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頁。
[72]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431、432、433頁。
[73]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頁。
[74]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頁。
[75] 喬羽詞，劉熾曲：《我的祖國》。
[76] 閻文廣、方生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頁。
[77]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頁。
[78]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頁。
（張文木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