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打口一代
張大力一直認為，打口進入中國，是西方的一種“文化殖民”或“經濟侵略”。否則哪有這等好事，在美國賣十幾美元一張的正版CD，卻非要以廢棄塑料的名義賣到中國？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不是在《1999年不戰而勝》中早就預言，要用唱片打倒共產主義國家的第三代領導人嗎？可見音樂的力量不容小視。
即使這一目的不能得逞，那么經濟上也對國外唱片公司有利。他們不用花一分錢在中國鋪設發行渠道，卻能不費工夫培養起一批傾向于他們文化審美趣味的聽眾，為將來全面占領中國市場做準備。
1997年，搖滾樂評人顏峻與人編寫了一本叫《北京新聲》的實驗出版物，題獻給“打口的一代”。
《北京新聲》用它的“打口”特征，捕捉了當時北京最前沿的身影，收藏了一代人成長的聲音，這聲音來自：麥田守望者、新褲子、花兒、超級市場、清醒、鮑家街43號、子曰、地下嬰兒、秋天的蟲子和張淺潛。
在顏峻那里，打口被視為是一種代際特征，一種營養不良的文化饑渴癥，一種天然的地下情結。
顏峻認為，打口對誰都有利，它促進了中國音樂的進步，為國外唱片公司培養了市場，形成了特有的通過地下渠道獲取音樂資訊的打口文化。打口是20年來影響中國青年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中國青年亞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礎。
但在另一樂評人、星空傳媒的高級經理郝舫看來，關于“打口一代”、打口文化的種種說法，多少有些夸大其辭。郝舫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分眾化的社會中，很多東西的影響其實很小，就在一個圈子里。打口也是如此，它只是一小撮人的正常消費行為。
郝舫自己收藏了三四千張的打口帶，這些東西他視如至寶，但在他老婆看來，那只不過是一堆垃圾。
郝舫不否認打口對中國大陸音樂文化的貢獻。上世紀80年代，中國流行音樂受港臺的影響最大，像鄧麗君什么的。打口帶進入后，中國人的耳朵一下子打開了，仿佛整個世界一下子呈現在了眼前。聽打口帶長大的人玩出來的音樂，就是跟崔健的不一樣。而且由于直接接觸到自己喜歡的音樂，也少走了很多彎路，很快就能進入角色。如果這些人以后不承認打口帶的養育之恩，那他就是在背叛、撒謊。
而崔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坦承：“我聽的東西沒有那幫年輕人多。”據說，崔健當年為了聽到“性手槍”樂隊的帶子，曾騎著自行車滿北京城跑。在當時的條件下，很多東西他只能托國外的朋友帶進來，其數量當然可想而知。
考察打口帶的影響，只能將它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人認為，這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在中國出現的一種特殊的音樂傳播方式。
與打口“殘缺”的物理特點一樣，這種傳播方式有其局限性，由于資訊的短缺、打口帶自身的種類限制，中國樂迷接觸的西方音樂世界始終是不完整的，有時甚至是畸形的，同時也導致了抄襲和模仿的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