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自春秋戰國以來，中國國家層面的交往，始終也沒有遠離對公道、正義這些道義目標的追求。統一王朝時期的對外關系，是一個典型的禮儀邦交的學術模型。

國際關系從來不是純粹利益的勾心斗角和交換，一國對外之交往，也必然在權力和道義構筑的坐標系中展開。小國如此，而大國更是當然。

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堅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我們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這“秉持公道，伸張正義”的宣示，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俠義精神的當代體現，也是中國對未來世界的承諾。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在中國對外關系中發揮如此重要的積極作用。

金庸：“現代社會需要俠義精神”

幾年前，金庸先生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現在中國最缺的是俠義精神。更有人認為，中國自秦統一以來，即喪失了俠義精神。但是，當十七大報告提出公道和正義的目標追求時，我們能認為這是無本之源的論斷嗎？顯然不是。相反，俠義精神從春秋戰國至今，已經成為中華文明深入骨髓的一種精神特質，并且在當代成為中國外交思想中的道義內涵，發揮著重大的價值力量。

《辭源》解：俠客，指急人之所難，出言必信，見義勇為的人。……唐人及后來的武俠小說則專指武藝高強、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武士。俠義并不隨著武士階層的消失而消亡。俠士們雖然停止了舞刀弄棒，但是俠義精神卻在時代的變遷中延續下來。俠義精神就是對弱勢群體關注的精神，對自然法中存在的正義和平等價值的肯定。這是一種不畏強暴的樸素的價值觀。

對俠義精神不能做狹隘的理解。盡管韓非子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司馬遷則說“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俠義精神是種傳統美德。

俠義精神認為在天地之間，存在著一種先驗的“公道”。《爾雅》說“公”即“無私也”。儒家主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法家（韓非）說“自營為私，背私為公”。秉承這種思想而行事，就是公道的。故此，《漢書》說到公道的價值時說“公道立，奸邪塞，私權廢矣”。佛家也講匡扶正義。

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公道和正義的追求，在當代的國際關系中理解之，即國家應該去“私”，“私”是導致國際關系緊張和沖突的根源。欲立正義和公道，則必先去除私利。

反對者或許會拿出宋襄公仁義之師敗北的典故，反對仁義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價值。其實宋襄公的仁義是婦人之仁，是極端的、懦弱的仁義。當俠的精神和仁義結合后，就不是僅僅有惻隱之心的婦人之仁，而是君子之仁了。當孟子告訴梁惠王“仁者無敵”的時候，是指一種匡扶正義的積極的君子之仁，是一種俠的精神的仁義。這種仁義，心存仁義的終極關懷，不畏強暴，敢于挑戰霸權，同時講究策略。有多大的胸懷，就做多大的事情。中國的目標是要“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這就需要具有秉持公道、伸張正義的俠義胸懷。當代中國的俠義主張，該是這層含義罷。

需要指出的還有，當代國際關系的歷史，從來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純粹的馬基雅維里式的、霍布斯式的人人為我的極端利己主義的歷史。外交也從來不是片面的現實主義或者片面的理想主義。一個大國，丟失道義的目標追求，雖可稱霸一時，但必然走向滅亡。法西斯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即是證明。而美國自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計劃”以來，即以一種高于歷史上大多數帝國的價值主張稱雄于世。即便今日，在反恐的普遍化中，美國仍然自認為肩負著拯救自由世界的使命，這個高姿態就是美國式的俠義精神，是一個帝國成其為帝國的重要理由。只是，美國往往是自以為是而已。

在國際關系理論中，俠義精神可以歸入所謂的軟實力的構造中去。運用軟實力其實比運用硬實力更難。在如何構造這個軟實力的問題上，需要注意的是具體目標的合理設定和權力的合理運用。以荊軻刺秦王的俠義之舉為例：假如設定刺秦的目標不符合當代國際關系所召喚的合作共贏的現實，那么，我們就應該對美國重新定位，確定其世界作用的性質，以及其對中華崛起的價值。而自身力量的運用方面，也應吸取荊軻的教訓，即追求俠義精神必須具有足夠的智慧，不能做莽漢。（來源：《世界知識》雜志 編輯：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