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受到其全球化政策的深刻影響，反華又存在反全球化的背景。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高柏最近撰文指出：隨著2007年中國成為歐洲國家進口的最大來源國，以及歐洲對華貿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歐洲國家不僅僅在人民幣升值、產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國施加了強大的政治壓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國都出現了所謂的中國間諜案。去年西方國家與中國，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政治領域出現的一系列緊張關系，反映出西方社會對全球化，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感到的焦慮與恐懼。

當然，西方在走向分裂，美國并不能代表西方，并非典型的西方。就維護全球化而言，中美走向戰略趨同，與歐洲的矛盾今后會日趨尖銳。盡管美國也存在反全球化的部分，總體而言，中美是全球化的最大發動機和最大得益者。中國的戰略選擇，首先是與全球化的美國為伍，反對“反全球化”的美國和歐洲；并且與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合作，推動全球化朝向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益、以人而非國家為單元的方向發展；在后全球化時代來臨之際，進行經濟發展模式從外貿、外資轉向國內需求拉動，減輕對全球化的依賴，同時加速推進國內的一體化和亞洲一體化建設，構筑防范全球化風險和反全球化沖擊的雙重防波堤。在后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機遇集中體現在讓中國支撐全球化的領導機遇；挑戰則集中表現為中國與西方的矛盾進入新階段，也就是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較量階段。

真乃此一時、彼一時也。如今，中國與西方的關系顛了個個兒。世界同時上演著少年中國說、青年美國說和老年歐洲說三個版本的戲，正在告別歷史、回到未來。（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