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讀賣新聞》數十記者十四個月追根溯源開展調查，檢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戰爭責任；這些調查文章被匯集成《檢證戰爭責任：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一書。上周，該書已經于上周在我國公開發售。英文《中國日報》高級記者黎星獨家專訪了日本讀賣新聞集團總裁兼總主筆渡邊恒雄先生和參與調查的日本年輕記者以及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委員會首席委員步平等中國專家，一方面指出《檢證戰爭責任：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一書在中國出版的意義，另一方面強調該書與中國人民對日本發動戰爭的認識間的嚴重誤差。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報道，記者提出問題，然后得到答案。但是《讀賣新聞》的特別調查委員會（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發現，有些問題的答案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

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為何發展到了中日戰爭?　
　
日本為何在根本沒有取勝把握的情況下與美國開戰?
　
是什么人“發明”了所謂全部戰死的“玉碎”及自殺式的“特攻”戰斗方式？　
　
美國投放原子彈是否不可避免?　
　
東京審判遺留下的問題是什么?

要給這些、甚至更多的問題找到答案，有必要重新審視日本的戰爭責任，并找出那些該為這場造成死傷無數、給整個亞太地區帶來深重災難的戰爭負責的人。這正是《讀賣新聞》集團總裁渡邊恒雄2005年夏天開始進行的工作。

學生時代的渡邊恒雄是反對這場戰爭的。但他卻被迫成為了日本皇軍最后一批的士兵，準備在日本國土上迎戰美國軍隊。

“即使是當年最低級的士兵現在也有81歲了。所以現在的日本人極少知道這場戰爭為什么會爆發，是怎樣展開的，又帶來了什么后果�！� 渡邊恒雄在接收《中國日報》采訪時說。

這些調查文章被匯集成一本《檢證戰爭責任：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這是特別調查委員會14個月辛苦工作的結晶。渡邊恒雄在該書的序言中寫到：“作為日本最大的報社，有責任向包括他們在內的多數國民告知那場殘暴的戰爭是何人、何時、何地、用什么方法、出于什么動機發動的，并且為何直到多數城市變成焦土仍不能停止的原因。”

報社政治新聞部記者哲也（Tetsuya Ennyu）介紹說，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來自好幾代人。哲也于1996年在《讀賣新聞》開始他的記者生涯。甚至他的父母都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使我們能夠從客觀的角度來看這場戰爭�！�

《讀賣新聞》戰爭責任檢證委員會的發現分期發表在報紙上，總印數達到了一千四百萬份。

“很多朋友告訴我，他們驚奇的從這些文章中了解到各種日本歷史教科書上從沒有提到的或是一帶而過的事實和細節，”哲也說�！坝行┠贻p人僅僅模糊地知道日本當時是個軍國主義的大國。很多讀者說這些文章幫助他們加深了認識以及對于歷史的理解�！�

這一系列文章引起了一些精通日文的中國學者的注意。清華大學傳播學教授崔保國將這本書推薦給了新華出版社。

“在初步深度了目錄和部分長節后，我們敏感地意識到，這部書在中國出版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新華出版社副社長兼常務副總編王啟星在7月25日舉行的出版座談會上介紹到。研究日本問題的頂尖中國學者紛紛在會上發表了自己對該書的看法。

當新華出版社決定出版該書的中文版以后，《讀賣新聞》開始了把報告翻譯成中文和英文的繁重工作。

身為《讀賣新聞》總主筆的渡邊恒雄對《中國日報》說：“我希望中國讀者了解到，在日本，有很多人已經開始自己的反思并且認識到，日本二戰之前和當時的政府和軍隊首腦需要為發起這樣一場愚蠢而魯莽的戰爭并且最終遭到悲慘失敗負特別責任�！�

《檢證戰爭責任：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已經于上周在我國公開發售。比英文版更忠實于原文的是，中文版分為了三個主要部分。開篇的十一個章節生動地介紹了戰爭背景，包括當時的政治陰謀，經濟的盛衰，社會不穩定以及軍事統治甚至是恐怖橫行。

中文版使用了比日文版和英文版更多的歷史照片，穿插在文字中的圖片增強了報告的震撼力。

看過《檢證戰爭責任：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的中國專家認為，這本書非常重要，因為對這場戰爭的記述，特別是來自日本本國的記述，已經非常稀少。

新華社東京分社原社長王大軍在座談會上談到，這本書幫助大多數日本人澄清了對于戰爭的模糊認識。他認為這本書很重要，因為該書認為當時承辦日本罪犯部全面，有漏網之魚，沒有追究天皇責任和國民責任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認為，這本書可以被看成是《讀賣新聞》“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第一步�！�

但是有些中國學者認為該調查委員會的研究不夠深入，成果也有一定局限，有時甚至是錯誤。比如說，中國人不能同意書中關于誰發動了盧溝橋事變以及南京大屠殺中國軍民死亡人數的結論。

《檢證戰爭責任：從九一八事變到太平洋戰爭》詳細介紹了日本和日本人民在兩次原子彈轟炸和東京空襲中收到的傷害。但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本書對于日本皇軍在中國和韓國犯下的暴行卻是一筆帶過，王大軍說。

步平指出，渡邊恒雄和他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只是指出了個人對于戰爭的責任，但是中國，韓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人民更關注日本作為一個國家而必須承擔的發起戰爭的責任。

日本人總傾向于以受害者的身份來談論這場戰爭，步平說，因此，即使是這本書也避而不談日本是侵略者和施暴者的事實。

步平談到，在記錄和分析戰爭的章節，這本書并沒有超越某些日本學者關于日本因為錯誤的策略、判斷和其他技術因素而戰敗的結論。調查委員會沒有能夠意識到日本當時是軍國主義國家，它必須為戰爭和所有悲慘后果負責。這本書甚至認為盧溝橋事件本身是偶發性極高的事件，如果冷靜地加以處理，全面戰爭的危機是有可能得到回避的。

步平說，追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所走的道路，所謂偶發不可能為那段歷史給出科學的解釋。

渡邊恒雄說他不是日本軍隊對中國人施下暴行的見證人。他說，“要了解中國在戰前和戰時發生的情況，除了事后閱讀相關文獻，我沒有其他選擇。因此，我擔心，在中國讀者看來，我們對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挖掘得還不夠。”

盡管存在這些不足，步平說， “我認為讀賣新聞在日本新民族主義勢力抬頭，政治總體右傾化的環境下，能夠勇敢地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大聲疾呼日本的“戰爭責任”，不是僅僅依靠“匹夫之勇”就能夠做到的，需要的是深刻的思辨能力�！�

而從渡邊恒雄的角度，他希望能從這本書獲得更多的收獲：“我希望中國人民理解，今天日本的年輕人對于這場戰爭并沒有責任 ― 日本的戰犯都已經死了。我確信，這本書能讓日本的年輕人，從增進中國和日本這兩個熱愛和平的國家的友誼的角度，認識到日本戰犯的殘暴�！�

（《中國日報》記者 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