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7月16日評論版文章：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勞動力緊缺，中國應當擴大服務業，并將制造業向內陸轉移。

盡管中國領導人十分重視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他們仍應當認真回顧近來發生的一系列罷工事件，并將其視為中國發展道路上良性的、重要的轉折點。

中國低成本大規模生產的時代行將結束。未來10到20年，勞動力短缺將成為中國發展的巨大挑戰。因此，繼續依靠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來發展中國經濟的做法并不可取。

中國政府必須滿足工人對高工資水平的需求，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如若不然，不斷拉大的社會差距將使中國經濟難以維持高速增長，中國政府也會面臨來自公眾的巨大壓力。

隨著工人工資的上漲，中國面臨兩大重要任務：一是中國的工業生產必須迅速向科技密集型轉變，減少對制造業的依賴，同時不斷提高服務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二是中國必須把位于沿海的傳統制造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

在工廠向內陸轉移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步。許多城市已經將最低工資提高了48%。例如，武漢將其最低工資由每月的700元提高到每月900多元。而目前深圳的最低工資水平則居于全國首位，從每月900元上調到每月1250元。

在一系列員工自殺悲劇和將工人工資提高到每月2000元后，富士康宣布將在南寧、重慶、武漢等內陸城市建立分廠，以降低生產成本。

同時，有更多的公司也加入了在內陸城市建廠的行列，這使得中國開始重新調整其區域經濟。有些公司甚至到越南辦廠，看中的是越南比中國內陸城市還要低一半的工資水平。

但是，遷到越南等地的工廠畢竟只是少數，因為像越南、老撾、孟加拉國這樣的國家，它們在基礎設施、后勤以及生產規模等方面還無法與中國相匹敵。在可預見的未來，西方那些大批進口中國貨物的商家可以將上漲的勞動力成本轉移給他們本國的消費者。

然而，勞動力短缺帶來的威脅使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由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顯得更為迫切。

上世紀50年代，英國經濟學家亞瑟·劉易斯提出了可供發展中國家參考的“二元經濟論”，即將現代工業與傳統農業相融合。這一經濟模式的實施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領域轉移，社會生產力和國家的工業化程度不斷提高。

在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初始階段，由于勞動力富余，工資水平較低。隨著工業領域對勞動力的需求不斷增加，而農業領域可向工業領域轉移的剩余勞動力不斷減少，這一變化會推動工業領域的工資上漲。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被工業領域完全吸納之前，工人的工資將一直保持上漲的態勢。

然而目前，中國似乎提前進入了“劉易斯拐點”，即盡管農村尚有一大批剩余勞動力，而工業領域工人的工資已經開始上漲。

中國多個城市的工資在幾股合力的作用下開始上漲。

首先，過去30年，農村地區生活成本和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使新一代農民工對工資水平的期望值越來越高。

其次，城市生活成本，尤其是房價、醫療和教育費用的急劇攀升，使得人們必須依靠較高的工資水平才能維持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

第三，在農村地區，非農業活動已經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這使得許多農村地區的工人無需到城市來尋求更高的工資。

過去10年，老齡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包袱。未來10年勞動力市場中15到24歲的人口數量將下降30%。

目前中國的高校畢業生就業機會少、工資收入低，在求職過程中面臨著激烈的競爭。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有跡象表明，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將嚴重短缺。

今年有946萬人參加高考，較去年減少74萬，這也是繼去年以來高考報考人數的第二次下降。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大學生人數將會急劇減少。

盡管在短期內，中國的大學畢業生不得不接受工資水平低且與他們的教育背景不相符的工作，但是隨著中國日益重視高科技領域發展，中國的高校畢業生將會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地區經濟差異的減小，高校畢業生在主要城市求職的壓力也會隨之減少。

由此看來，最近的罷工風波以及隨后的工資上漲，必將給中國的藍領和白領帶來長期的利益。

政府部門有責任為農民工提供基礎教育、醫療以及住房等條件，以減輕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壓力，增加他們的幸福感。

同時，對中國的領導人來說，較高的工資水平也有利于實現政府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的許諾，推動政府加快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szjzcy.com/opinion/2010-07/16/content_10114400.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為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院院長 姚樹潔  編譯 趙欣瑩  編輯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