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國日報》5月7日報道：西方媒體在報道中國時往往戴著有色眼鏡，對中國在保護環境、改善人權等方面所做的努力置若罔聞，卻對中國的負面新聞津津樂道，有時甚至會為了聳人聽聞而歪曲事實。作為一名旅游記者，馬耳他人維克多?保羅?布格（Victor Paul Borg）為英文《中國日報》撰文，結合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從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角度分析了西方媒體對中國持有偏見的原因，批判了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全文如下：
我很早就認識到，當報道外國或不同國家時，許多甚至大多數西方新聞作者的話并不可信。這種認識來源于我多年在亞洲生活和寫作的經驗，因為我始終關注西方主流媒體所刊登的那些有關我非常熟悉的地方的新聞或是特寫。在那些報道的描述中，事實常常被歪曲和曲解。
這種與實際情形或當地民族精神的南轅北轍非常離譜，也引發了對最近發生的西藏打砸搶燒暴力事件及其后續事件的那些沒有深度的報道。
我并不負責報道新聞，通常也不寫有關政治的報道。我主要寫關于廣義的旅游的文章，也就是說在旅游的題目下，挖掘有關人物或事件發展的故事。但是，關于中國負面的報道真的激怒了我，讓我非得在這兒發泄一下怒火。
就像我說過的那樣，偏見性的報道并不只是針對中國，但是中國目前總處于新聞關注的焦點。正因如此，有關中國的斷章取義的報道也占了相當大的份額，并且是一石激起千層浪。看起來，不管這些報道講的是什么故事，全都轉化成了對中國的攻擊。
我可以隨便舉出幾個例子。去年，我做了一些有關四川山區（還有甘肅和陜西，范圍沒那么大）的自然保護和生態旅游的研究，發現大量的保護工作都涉及到對自然保護區的保護和擴大，包括為這些保護區建立野生動物走廊，在坡地和農田旁進行森林再造，以及對自然保護區進行生態旅游開放等。
后來，我在一份頗有影響力的雜志上讀到一篇文章，分析的是最近中國在環境方面增加預算的問題。這篇文章宣稱預算的大部分都用在解決北方的沙漠化問題上了，可作者就沒有注意到在四川、甘肅和陜西那些地方關于保護自然保護區的宏大計劃。
在一份英國傾向左翼的新聞雜志上，我也讀到這樣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開頭敘述了中國各地都在開展植樹造林活動，但他緊接著筆鋒一轉，在文章剩余的部分著重去講在上海某些木材場里，有可能存在著非法砍伐來的印度尼西亞印茄木材的事。
從上面的兩個例子中，可以看出那些冗長的文章的用意之陰險，沒有做到任何平衡，基本都是一葉障目。英國雜志（那份自詡為推動社會公正之力量的雜志）的那篇文章出自經常攻擊中國的通訊員之手，遵循著那類文章的模式（該文章的題目是《先種樹，然后進口非法木材）。
如果要做到公正的話，登在那份英國雜志上的文章應該從那些可能是非法的印茄木材說起，再講講官方正在做什么以阻止這種貿易，為什么官員們在一些案例中會敗下陣來，然后探討應該再做些什么。
這樣才可以說是一篇平衡的、有建設性的文章。可是那位作者的文章可好，簡單牽強地把兩個毫無關聯的故事（中國植樹造林和可能存在的非法獲取的木材）綁到了一起，弄成了一篇慷慨激昂地反對中國的東西。這是一種拙劣而又聳人聽聞的新聞模式。
在我給一份旅游雜志寫一個故事時，我發現，聳人聽聞的報道往往會導致更聳人聽聞的效應。我的文章講述了作為一個西方人吃在中國的經歷，敘述了我是如何從最開始的反感到后來又如何愛上了吃諸如動物內臟，鴨舌頭，鴨頭之類的東西。對外國人來說，那都是些很奇怪的東西。我還講述了我是如何嘗試著用筷子去吃整條燒出來的魚，在揀出肉的同時又不吃到魚刺。
然而，編輯卻非要我加上在中國吃東西時，可能會因不安全食品而帶來潛在危險的內容。那會兒正好是去年關于食品安全危機的恐慌最盛之時，也正是西方媒體大肆炒作中國“不安全”的食物和產品的時候。
我告訴那位編輯說那是不恰當的。因為在中國餐館吃新鮮食品潛在的危險僅僅是致輕微的食物中毒，（相比發達國家而言）中國對輕微食物中毒的衛生學定義相對寬松，而且這種衛生學意義上的寬松標準在當今所有發展中國家里是普遍現象。那么，要是我寫的是一篇關于吃在泰國的文章，編輯還會讓我加上那些關于有食物中毒的潛在危險的部分嗎？不，他不會那么要求的。那么為什么單單到中國這兒，就要這聳人聽聞的效果？
因為編輯相信他曾讀過的那些聳人聽聞的故事，同時也希望把我的文章和這樣的新聞聯系在一起，讓它更有新聞相關性。可是我拒絕成為一個聳人聽聞的人，結果編輯拒絕發我的文章。
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西方記者對中國持有偏見？其間有許多相互關聯的原因，有些是歷史的，有些是文化的，都是造成偏見的原由。這些還包括極具優越感和種族主義的遺留感覺（這種感覺造成了西方人對不同民族的人的產品和意圖產生不自覺的懷疑），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無知（這造成了記者以曲解、錯誤的假定或是遺漏真實的情況，使他們的文章更具迷惑性），以及帝國主義的觀念（這導致了一種自負，即只有西方講的才是真理，而其他任何人講的不同意見都是錯的）。
當提到中國時，這些感覺就催生了對中國崛起的恐懼。這些兆頭也讓記者和播音主持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沒有在中國工作的經歷）戴上有色眼鏡，使他們對中國看不順眼。
至于西藏，一種特別的浪漫主義情緒帶來了混亂的成見。很多西方人對西藏持扭曲的觀點。在他們眼中，佛教是某種啟蒙哲學，而西藏人是無欲而又平和的天真人群。這樣的西藏成了“香格里拉”，成為烏托邦的化身，中國人則被看作是這種田園牧歌的掠奪者，而這種成見又因為好萊塢電影的大肆渲染得以加強。
這就把我們引向一種情形：無論西藏流亡者說什么都被認為是對的，無論中國政府說什么都被認為是可疑的。在這種語境下，他們相信達賴喇嘛那帶有強烈的政治動機的宣傳，相信他所說的西藏“文化滅絕”和“環境毀滅”。
但是如果記者們能夠撇開偏見去觀察，他們就會發現其實并不存在任何人為的扼殺西藏文化的圖謀。他們也就能轉而認識到，中國政府對西藏少數民族的政策（比如自由教育，不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允許攜帶匕首，為牧民提供免費房屋等等）事實上是非常寬松的。他們也將看到西藏最大的環境問題之一是因過度放牧牦牛而引起的草場退化。在那里，牧民不為吃肉而殺牦牛（由于宗教原因）。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這些牲畜浪費了資源。
不過現在整個畫面因各種花言巧語而變得陰暗，就像英國某國家級大報上的導語中所說的那樣：“（奧林匹克）火炬傳遞在運動會開始前應該停下來。堅持火炬繼續傳遞并讓其經過西藏，只能導致文化帝國主義的進一步行動。”我卻怎樣也看不出來，奧林匹克火炬在西藏傳遞為什么就成了“文化帝國主義行動”？
既然奧林匹克火炬并非中國出口，甚至根本就不屬于中國而是屬于國際社會，既然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那么那種論調就絲毫不符合邏輯。它只不過是陰險的反華言論而已。
在面對這種不公平的對待時，中國應保持耐心。去年，中國接待外國記者的門開的更寬了。但是在很多事件的報道上，那些記者并沒有寫出建設性的文章，他們的報道十分無禮。但是，中國政府不能出于本能的反感而關門。因為一旦關門的話，無疑會使那些說中國政府隱瞞事實的說法更加可信。
關上一些門并不能阻止壞消息的產生。相反，中國必須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開放政策，并且更加老練和坦率地向世界宣傳自己。隨著更多的人接觸并了解中國，隨著中國的政策取得積極的效果（比如在非洲，就顯示出中國的援助發揮了西方援助無法起到的作用），持批評態度的西方大眾將認識到中國是一支好的力量。
當（而不是如果）這些成為現實的時候，公眾和新聞報道的看法將轉變為對中國有利。
（作者：維克多?保羅?布格，Victor Paul Borg，馬耳他人，旅游記者。 編譯：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