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人民日報》以《法治，不允許法外特權》為題，對一些地方公然制造特權進行了報道，并配發了評論。報道指出，一段時間以來，有些地方政府為了促進經濟發展而制定了一些政策，出臺了一些“紅頭”文件，創設了很多“法外特權”，如對一些人員提供特殊保護，輕微違法免于處罰；對一些群體賦予很多特權，人身、車輛實行免檢；對一些企業給予重點呵護，執法機關依法對其檢查需要某些政府部門批準……此類情況目前并不少見。

專家指出，實行特殊保護，是不懂經濟發展規律的表現。為發展經濟，對客商放棄原則，百般呵護千般嬌慣，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平等競爭秩序，是一些地方公然制造法外特權的重要原因。但這不是問題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筆者看來，一些地方制定政策，出臺“紅頭”文件，對一些人員、企業賦予特殊權利，是典型的法律工具主義在作怪。這些地方的政府和官員對法律缺乏最起碼的敬畏，對法律價值和作用的理解存在嚴重偏差。

法律工具主義是法學上的一個概念，它的通俗含義是，認為法律只是實現一定社會目標、進行社會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不具有任何目的和價值意義，它不過是進行階級統治、實現國家政策、發展經濟和維護道德的工具而已。換句話說就是，對法律工具主義而言，法律就是政府和官員治理國家、管理社會和約束公民的工具。法律既然是工具，就必然由使用者隨意取舍，需要時使用，不需要時拋在一旁。

我國雖然缺乏法治傳統，但法律工具主義卻長期伴隨著我們，充斥我們的頭腦，而且運用自如，操作嫻熟。因為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制度十分發達，甚至對鄰國都影響巨大，但這是皇權專制條件下的法制，皇帝和各級官員都把法律當作維護“家天下”和封建特權的工具，歷朝歷代簡直都把法律的工具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正由于人民群眾對這種法律工具主義的恐懼，新中國成立后還出現了矯枉過正，使我們誤入法律虛無主義的歧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快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步伐，但意識總有一定的滯后性，人們思想深處的法律工具主義混雜著法律虛無主義，經常跳出來干擾我們的干部和群眾，法律打折和加重執行的現象時有發生。

為了某個目標而對法律打折執行，公然制造法外特權，這是法律工具主義的重要表現。因為在他們看來，只要能實現既定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包括變通執行法律，損害法律權威——畢竟工具是為我所用的，工具應該聽從我的使喚，而不是讓我屈從于工具的約束，于是就有了各種各樣的“法外特權”。當然，為了維護本地政府和官員的某種權威和意志，“從嚴”和“加重”執行法律，也是法律工具主義的表現。比如，近來出現的濫用公訴權以“誹謗罪”打壓舉報的事件、濫用警力壓制群眾征地拆遷維權等，都屬于這一類。不管哪種情況，本質都是一樣的，就是地方政府和官員把法律當作自己手中可大可小的管理工具，對法律原有的內容和標準隨自己的需要任意取舍、變通甚至篡改執行。

法律工具主義者在公然制造法外特權和嚴刑峻法打壓異己之時，早已把法律自身的公平公正平等價值拋到了九霄云外，甚至壓根兒就沒有認識到法律的這種自身價值。這本質上仍然是人治思想，而非現代法治意識。因為法律本身的價值，以及法治追求的終極價值，都在于建立公平公正平等的社會秩序，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的切實實現。因此，在現代社會，任何違背公平平等原則，以任何方式制造法外特權，都是法治原則所不能容忍的，也與社會潮流和民眾意愿相悖。從現實情況看，向各級官員特別是地方官員普及現代法治意識的任務仍然相當艱巨。

編輯：寧波 來源：中國青年報（李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