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答記者問》一書，近日開始在全國公開發行。從國務院總理職務上退下來已六年的朱镕基，以這本書的形式重新回到公眾視野。這種“重新回歸”，其實不是他的聲音、形象，甚至不是他的領導風格、個性，而是他的思想、觀念及其思想和觀念的高度。

領導人出版自己的專著、回憶錄，在中國并不稀奇，實際上由來已久。很多開國老將軍，就有組織地出版過個人的大部頭回憶錄，給我們留下了有關近現代的珍貴史料。但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還很少撰寫和出版個人性專著。直到最近若干年，李鵬、李瑞環、李嵐清、劉華清等紛紛出版個人性的專題日記、回憶錄或其他著作，這種情況才改觀了。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史材豐富、史學發達的國度，歷史記錄、歷史評價一向被視為政治的一個約束因素。對于皇帝的歷史記錄，有“起居注”，有“實錄”；立德立功的大臣，在其死后，也把他們的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立傳。可見，歷史記錄、歷史評價并非一般的文字游戲，而是政治體制的一個方面，是延續、充實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大事。

當代中國處于大變革、大轉折的歷史時期，國家領導人處于時代的風口浪尖，他們的經歷、見聞非其他人所可比肩，他們的所作所為更是打開這段歷史的樞鑰。他們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自然是順應歷史潮流，但歷史的必然性寓于無數偶然性中。深入國家領導人的內心和記憶深處，我們就會看見那些體現必然的偶然，目睹歷史的暗礁險灘，聽到時代的驚濤駭浪。

從這個意義上說，領導人的個人性著作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他們為歷史講述、歷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如果他們不寫，也許歷史學家也可以根據其他文獻資料，勾勒出這段歷史的輪廓，甚至整理出一個“年表”、一份“日志”。但如果不深入當事者的心靈，我們就難窺歷史真實的堂奧，這必定會影響我們對當代中國的理解。領導人的個人性著作，是中國改革的心靈史。

但領導個人性著作還有更大的價值，如果它真是中國改革的心靈史，我們就不難讀出個人文獻與官方文獻、個人思想觀念與大政方針之間的淵源關系，以及二者之間的張力。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人們的經歷、認識、觀念是有差別的，有時候差別還很大，領導集體制定的方針政策不僅要在決策成員之間進行折沖，而且要觀照傳統與現實。而在個人性著作中，領導人往往會留下一些個人化的觀念、思想、態度等，這是一般文獻難有的。

好在中國日新月異，經濟、政治都在發展進步，彼時還是某個領導人個人化的觀念看法，此時已成公開的方針政策。有媒體饒有興趣地摘登了《朱镕基答記者問》一書關于人權、民主的問答，這在朱镕基答問之時，不僅CNN記者伍德拉夫覺得敏感，而且國內也未必不覺得“問題尖銳”。伍德拉夫當時問“中國對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嗎？”朱镕基回答：“我為民主奮斗了一輩子，因此，我覺得民主沒有什么可怕的。”現在，人權已經入憲，而民主則被我們視為“社會主義的本質”。

領導人的一時作為無法超越歷史，但他的思想觀念可以走在歷史的前面，而歷史終究又會將歷史上所有的人及其觀念超越。讀領導人的書，需要對照歷史、實際政策與今天的現實來讀。這樣讀，我們就可以讀出人的夢想，發現國家的希望，看到我們的未來。

編輯：寧波 來源：中國青年報（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