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個稅調整是我國自1981年開征個人所得稅來的第四次。而本次個稅調整的重點，旨在通過提高起征點，減少稅率級次、調整級距及加強高收入者個稅征管等措施，減輕勞動者個稅負擔，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稅負，以刺激大眾消費。這反映出我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縮小貧富差距的決心，個人所得稅“公平調節器”這一稱號得以重啟。

工資作為收入的重要來源，其最低底限近幾年正大踏步前進。“十二五”期間，我國將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達到13%以上。此外，各種稅收政策的調整完善也正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發揮著愈來愈重要的作用。

今年一季度，我國共有13個省區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幅20.6%。目前，全國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深圳市13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是北京市13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表示還將繼續指導尚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地方根據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社會平均工資等因素適時適度調整。

其他省市最低工資上調的工作也已拉開帷幕。浙江省麗水市4月份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吉林省五一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漲幅近22%。

針對近期“工資五年實現倍增”的說法，人社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表示，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國已經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的工資決定機制，這是決定工資水平及工資增長狀況的一條根本原則。在此前提下，企業職工工資水平主要取決于四方面因素：一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和勞動者本人受教育水平等人力資本狀況；二是企業勞動生產率和勞動者本人提供的勞動數量和質量；三是職工和企業通過協商確定工資的機制；四是政府對企業工資分配必要的宏觀調控，比如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

盡管最低工資標準不斷上調，但總體收入水平仍舊偏低。北京市社科院日前發布的《2011北京社會藍皮書》披露，北京市七成普通職工年薪低于3萬，普通職工中有34.9%的人要租房和還房貸，這筆支出占平均年總收入的近40%，壓力相當大。

藍皮書認為，北京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從常住人口的階層結構看，全國富人的很大部分集中在北京，他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已與世界級富豪“接軌”；北京又有數量龐大的比較富裕的中產階層；根據北京的消費水平推算，一個有房、有車、有孩子、有保姆，又能外出旅游的中產階層三口之家，人均年消費水平至少要5萬元左右，此類家庭的年收入水平至少要在15萬元以上。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認為，工資上調和物價上漲有一定的關系。

尹成基表示，在中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情況下，企業工資的增長既要考慮到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又要考慮到人力資源成本上漲對企業發展和就業所帶來的影響。企業職工工資將繼續保持合理較快的增長。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楊帆認為，中國收入分配制度性調整已經開始。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是政府對大多數低收入者讓利，提高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這是改革深化的表現，從經濟到社會，涉及全社會的利益格局調整。

楊帆表示，目前個稅免征額擬調至3000元，即將出臺的大范圍漲工資方案，說明收入分配調整不限于再分配，且深入到初次分配。再分配是指對富人征收遺產稅所得稅，通過政府轉移支付扶助窮人，建設社會公共設施；還有一種辦法是鼓勵捐贈，捐贈者免稅。初次分配是政府通過立法等手段強制規定工資水平，包括保障最低工資，全面提高工資標準，實際是把工資與物價掛鉤，保障實際工資逐年提高，至少不降低，在物價快速上升的年代，往往被迫如此，這是政府直接干預企事業單位的微觀行為。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關鍵在于再次分配，主要手段就是稅收，除個稅起征點的調整外，其他稅收的調整完善也都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發揮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朱永新就提出，希望能夠對稅收制度做一些頂層設計，不要把眼睛只盯住提高起征點，真正要調節我們的收入分配，今后奢侈品稅、遺產稅、物業稅等稅收還應進一步出臺，綜合考慮調整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差距問題，目前力度還是不夠的。目標是調節到最后，使得全社會的成員收入差距更小，讓大部分人能夠直接納稅，這是今后的方向，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已經在滬渝試點推行的房產稅，在其完善稅收體系的同時，還是收入分配的調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