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4張上下鋪，常鵬的房間還有1張桌子、1把椅子、1個架子，簡單而緊湊。“大家都沒什么東西，就一個箱子放在床下，所以也不顯得擠。垃圾都扔廁所那邊，這屋還算干凈。”常鵬努力而勉強地向記者介紹著這間小屋的“優點”：“至少開空調不用給錢！房東每次來收空調費，我們都不給，他能怎么樣？不然報警啊！他這房子是違規出租的，你說他敢報警嗎？”常鵬有點興奮過了頭，記者問他違規的房子為什么還要住，他很靦腆地笑了笑，“生活嘛，沒人愿意住在這，都是沒辦法。”

睡覺，是這間屋子、這個床位對常鵬所具有的全部意義。“就是個睡覺的地方，沒什么講究。”但實際上，在群租的近半年時間里，常鵬沒有幾天能真正睡好。“我晚上睡得晚，每天晚上就聽這滿屋子人說夢話、磨牙，有喊叫的，有罵人的，還有叫救命的。”說到這，常鵬嘆了口氣，重復念叨著“都不容易”，這個小伙子突然表現得異常深沉，“我現在還一分錢都沒掙到，估計以后掙到手的也就每月2000多元，600元的租金對我來說已經是極限了，不住群租房就只能走人。但我現在不能回老家，不能讓人看不起。”

臨走時，記者準備給這個貼滿小廣告的房門拍一張照片，常鵬趕緊提醒說，“記得給門牌號打個碼。這段時間查得緊，房東他姑父的房子就被查了。”記者反問他不是很恨房東嗎？他笑了笑，還是那句“都不容易”。這個小伙子無力為自己找到一個在法規框架內的安身之處，卻用這樣一句提醒小心翼翼地維護著他與房東之間脆弱的契約關系。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與他人合租住房的農民工達到19.7%，總數超過5000萬人，且比例逐年上升。居住條件比常鵬及其舍友糟糕者大有人在。對此，記者采訪了北京市住建委，其相關負責人很無奈地向記者表示，政策出臺后，其效果并不是一兩天就能顯現出來的，今后住建委將與多部門聯動，不斷加大治理力度，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切實保障百姓居住權益。

對此，社會學家分析，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外來工群體，為了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大城市立足，不得不追逐更低廉的生活成本，這正是群租現象屢禁不止的原因。而社會資源高度集中的大城市因為消化能力有限，不得不以高成本的方式進行優勝劣汰，從這個意義上講，群租只是部分低收入群體避免被淘汰的無奈選擇。法律專家則認為，群租行為本質上并不違背《合同法》，但是給社會管理帶來了問題，在加強治理、保證公共利益的同時，更應考慮如何將集中的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并提高城市的容納能力。

實習編輯：段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