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地尊重文化創作的規律,這對中國文化、中國電影,是絕對正確的一條路。這是我的一個夢想。”馮小剛說。王軼庶 攝
馮小剛:我的兩個夢想,都是為了國家好
馮小剛將喜劇精神和世俗精神、平民精神植入中國電影,為中國電影產業創造了獨具特色的電影范式,他本人及其電影成為中國傳奇的實證和象征,是一位連續高票當選的民選的文化英雄,他是中國夢的代言人。
□本報記者張英
馮小剛小時候的夢想是到電影院畫海報。他沒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夠從美工變為編劇,最后成為中國人都認識的導演。
6月27日,在“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現場,馮小剛對白巖松敞開心里話,小時候他們全家幾口人住一間房,他的夢想就是他們家能住兩間房。另外一個就是想要一輛自行車,因為他周圍的孩子每個人都有一輛自行車。
很多年過去了,馮小剛都沒買上這輛自行車———他直接開上了汽車,住上了有許多房間的別墅,還有了自己寬大的私人工作室。
剛剛為《唐山大地震》選景歸來的馮小剛,很感慨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現在有兩個愿望:一是希望我們國家環境干凈點,藍天多一點；另一個夢想是“希望尊重文化發展自身的規律”。他說他的這兩個夢想“都是為了這個國家好”。
當文藝兵、畫電影海報
南方周末:你小時候的夢想是什么?
馮小剛:我們那時候肯定是說當工人、當農民、當解放軍,當時只有工農兵這三樣。因為我們是那個年代,你不可能說我想當一個科學家,或者想當一個藝術家。那個年代,你要說這個,你就不對了。
其實我小時候的夢想是當畫家。小時候我就喜歡畫畫,從小學畫到中學,一直在學校的美術組,每次走過電影院,我特別羨慕站在架子上畫電影海報的人,那時候的電影廣告全是畫的。北京有幾個電影院的電影海報畫得特別好,我特別想成為一個專業的畫電影海報的人,我覺得那其實是一個挺不容易實現的愿望。
南方周末:1978年的時候,當一個文藝兵容易嗎?
馮小剛:我那時候就是沖著當文藝兵去的部隊。靠著自己的特長,通過正常的征兵進了部隊的文工團,北京軍區戰友京劇團,在一個舞美隊里做
舞臺美術,畫布景。京劇從樣板戲以后,在舞臺美術上和話劇、歌舞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很實的布景。我那個時候的工作,其實主要就是畫畫。這個舞美隊里,美術組里有很多畫得很好的人,大家平時在一起,就畫文工團里的學員、模特,或者出去寫生,所以心思不完全在工作那兒,實際心思在繪畫的練習上。
我當時非常滿意,覺得自己的人生理想實現了,目標達成了。
南方周末:你參加過畫展么?
馮小剛:那時候全軍搞美展,我也參加過。然后有了全國美展,我那個時候就覺得,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夠參加全國美展的話,會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為全國美展要求高,除了有特別扎實的基本功外,同時還要求有創作的主題什么的,而那個時候,我還是在學習繪畫的階段。
那個時候你要想掙點外快,就給一些文學刊物什么的畫一些插圖,能掙點錢。畫一幅插圖七八塊錢十塊錢稿費。當時我提干了,一個月才掙五十多塊錢,如果你要畫了兩幅插圖,就多將近一半的工資,這二三十塊錢稿費,挺重要的。
南方周末:你現在還畫海報么?好像《天下無賊》的海報是你畫的。
馮小剛:對,我的電影,我都會設計電影海報,完全是自娛自樂。現在每部電影,都會有幾款海報,但發行商他們會喜歡那些明星大頭的海報,有商業賣點。我設計的海報,他們不喜歡,覺得不夠商業。
編劇比美工地位高
南方周末:為什么不到廊坊武警學院當參謀長,而是轉業去了北京城建總公司工會做宣傳?
馮小剛:1984年,我轉業到地方工作,最開始的時候被分配到西直門糧食倉庫工作。在實地考察以后,我回掉了這個工作。后來,政府又重新給我安排工作,我不愿意離開北京到廊坊武警學院當參謀長。那只剩下北京城建總公司,他們是當時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公司,每月獎金就一百多,辦公地就在木樨地,他們還答應給我一間房,加上我還是做宣傳工作,所以就去了城建總公司。
南方周末:為什么會想當編劇呢?
馮小剛:和美工比起來,編劇的位置比較高。在一個攝制組里,美工在我看來別人就拿你當一工頭,把美工叫過來:你把這桌子、椅子都搬出去,咱們要那種沙發,你們搬過來!沒有人去真正地重視美術這件事,攝影就可以一個人住一個房間,美工就要和道具什么的在一起。他覺得是一工人。我覺得這是不對的,通常攝制組會忽略了美術在這個影片里真正的核心價值,但現實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編劇就不一樣了,制片人、導演很重視劇本。在我們那個時候,編劇是拿稿費,收入比攝影、美術要高得多。天長日久,在劇組呆多了,慢慢我也開始寫劇本,認識了鄭曉龍、王朔、趙寶剛以后,我就開始寫劇本了。
我實際上是想當導演。如果你做了美工,做得很成功,并不意味著你可以做導演,但如果你的劇本寫得好,又很了解攝影或美術,大家認為你不是一個生瓜蛋子,有可能做導演。
南方周末:進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工作難嗎?
馮小剛:還好,那個時候鄭曉龍還是挺支持我的,因為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人本身就是來自五湖四海,并不是學院派聚集的地方,里頭有學院的人,更多就是在那種社會實踐中,從工廠、農村、部隊來了一批人,所以它是一個不拘一格的地方,也正是由于它的這樣一種創作方向,就使像我、趙寶剛這些導演,有一個機會,而我們這些人抓住了機會。
好編劇可以當導演
南方周末:從編劇到導演這一步容易嗎?
馮小剛:非常不容易。你想做導演,不可能上來別人就相信你,就把一個組交給你,那么多錢交給你,那個時候導演就是由單位的領導來指派,那首先要滿足人家,比如說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的人,而你是業余的。
但編劇沒有人去管你,你自己愿意寫,你回家寫去吧,稿紙,你可以自己去買,商店里有賣的,然后你寫的劇本大家說行了,投稿給電視劇制作中心、電影廠文學部,編輯看了覺得不錯,給部主任看,部主任看完了覺得不錯,給上面的攝制部門領導看,他們說可以拍,哪里需要怎么改,這時候就會給你租一個招待所,買下你這個劇本請你修改。如果劇本不行就退給你了。如果是約你寫的,你是一個有名的人,劇本寫完了不合適,也會給你稿費。
南方周末:你什么時候開始做導演的?
馮小剛:我沒寫幾個劇本,跟鄭曉龍合作的《大撒把》、《遭遇激情》,后來寫《編輯部的故事》,接下來就開始做導演了。第一個導演的戲是一個上下集的電視劇,我、趙寶剛、鄭曉龍,三個人一起聯合導演,那個電視劇的名字我已經想不起來了。后來又聯合導演了好多部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等。
我獨立執導的第一個片子是《一地雞毛》,劉震云寫的10集電視劇,開始是張元導演,因為他搞地下電影,廣電部看他別扭,后來這劇本落到了我和王朔的“好夢公司”手上,當時投資人都找好了,我撿了個便宜,就做了導演。
南方周末:怎么導的第一部電影?
馮小剛:根據王朔小說《永失我愛》改編的電影,這是我拍的第一個電影。我拍了《永失我愛》之后,王朔說他想拍《我是你爸爸》,自己當導演,找我來演。我原來是做導演嘛,王朔是第一次當導演,所以在現場我替他張羅,有的人可能會以為那是我拍的,其實導演是王朔。
我是個可以受委屈的人
南方周末:一個圈外人,進入影視圈難嗎?
馮小剛:對我們一般初入行的人,開始比較在乎圈內前輩的認可,但慢慢就會發現,其實圈內的人的評價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觀眾對你的認可。圈內人不認可你,你該出來你也出來。
因為圈內人的認可,有很多時候都是兩面話,人前一套,背后一套。這個圈里頭的人和其他行業一樣,有一些人是真心的對一個新人的出現,他持扶持、贊賞的態度,還有一大批人,你跟我沒關系,就進影視圈當導演了?他甚至有一些嫉妒成分在里面。
南方周末:哪些人是你的貴人,對你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馮小剛:一個人能夠把事情做成的過程中,你肯定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扶持,這是肯定的。比如我,確實遇到了很多的關鍵時期,在關鍵的環節上,遇到了一些關鍵的人物。比如說從劇本上,王朔、劉震云、劉恒,這些第一線的作家,還是給我輸送了很好的劇本。其實還輸送了一種他們在文學上對電影非常有影響的理念和思想。
從制片這一塊來說,比如說像鄭曉龍,他當時是我們的中心主任,破格使用了我、趙寶剛等人,在做導演這件事上,使我入了這個門。
再比如說在我連續幾部電影、電視劇作品被槍斃之后,我也趕上韓三平和張和平這兩個關鍵的人物,他們非常看好我,做了很多的工作,支持我的片子能夠順利地通過,能夠問世,這也是很關鍵的。
在我后來拍賀歲片的這一段時間,王中軍、王中磊這兄弟兩人,也非常關鍵,有他們倆這樣從財力上強有力的支持,讓我能夠拍很多不同類型的電影。不是像那些制片人,僅僅為賺錢,就會跟你說,“小剛,你就拍喜劇,拍喜劇,還是拍喜劇”。
我覺得,每一個導演實際上都不希望自己在一棵樹上吊死,因為它是一個創作,你對很多事情都感興趣,你希望能不斷地嘗試不同的方向,做不同的作品出來。最關鍵的是,你要找到一個制片人,他相信你,他愿意下這樣的賭注。所以,在我的每個環節、每個時期,都有非常好的有力量的人,來托了我一把。
南方周末:你自己的努力呢?比如善于受委屈,為人低調,夾著尾巴做人。
馮小剛:當然更重要的,其實還是你自己的堅持和努力,這么多年走過來,肯定是有很多的挫折、關卡,有些人就會容易灰心,喪失信心,我不干了。他受不了這個氣,也受不了這委屈。
我是可以受委屈的人,沒問題。遇到對我不公正的時候,有挫敗感的時候,我還是能夠迅速地調整自己。我開始有點生氣,但更多的是腦子里想,小子,你等著看,我一定就把這事情給做成了。我會有這樣的想法。
再來一次思想解放
南方周末:作為一個導演,在電影上你還有什么樣的夢想?
馮小剛:我覺得中國電影的題材更寬一點,更多樣一點,風格也應該更多樣一點。我理解,作為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文藝,長期以來,它習慣了把關,審查,否則的話他們不踏實。但我們從一個民族電影文化發展的角度來更長遠地看,我覺得這種審查,這種把關,如果過于僵化、教條的話,對電影的創作是十分有害的。
我很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哪怕我沒有趕上,我希望看到年輕導演能夠遇上一個真正的思想解放,使中國電影呈現出非常的活躍、多樣、豐富。
南方周末:再來一次改革,再來一次思想解放。
馮小剛:粉碎“四人幫”這么多年了,其實這種“左”的思想遺毒還在,就是有一些望文生義的、聽起來都非常可笑的那種審查意見。我希望領導們能夠有更大的智慧,想一想怎么把中國電影搞上去,怎么樣才能夠真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電影怎么樣才能夠豐富多彩。我覺得特別高層的領導,他們真的是有科學發展觀的,我這還真不是吹捧他們。
比如說現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組委會的人也在問我,“導演,你給我們出出主意,我們怎么能夠成為一個更有影響力的電影節。”不是說你自己說我是國際電影節,我就是國際電影節,你怎么能夠成為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國際電影節?一個電影節不能說就是你習慣看的東西,它應該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電影,它們都到這兒來展示導演的創作和才華,你這個電影節才能有影響力。按照現在這個思路做的電影節,無論你招待得再好,你做的外部的這些東西再像那么回事,它都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國際電影節。
我們這個國家在走入市場經濟之后,一直沿著正確的方向在發展,但是經濟起來了,在文化領域卻是滯后的。我希望文化領域能夠加速發展,思想改革,對外開放。如果我們今天談夢想的話,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夢想。
南方周末:去年的時候,劉震云說,《溫故1942》有上馬的可能,為什么還沒有提上議程?
馮小剛:震云在有些方面很成熟,在有些方面很幼稚,他寫《溫故1942》,他能夠寫得非常地深入、非常地大氣。但是關于《溫故1942》能不能夠通過這個問題上,他又表現得非常地幼稚、非常地單純。我沒有他那么樂觀。
我曾經像他那樣樂觀,以為可以拍了,但后來我知道,不太可能。有些人認為,所有消極的東西都不是好的東西,都是不應該拍的。
可是,你看看《紅樓夢》是積極的嗎?《紅與黑》是積極的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積極的嗎?它們都是消極的。如果你用積極和消極來評判一個作品的好壞,是欠妥當的。
我承認,積極的也有好的東西,但這并不意味著消極都是不好的。當你來拍一個電影,讓別人了解、認識這個民族的時候,他可能是用一個這民族的災難,讓你更深刻地認識到這個民族。它的方式不見得是積極的,但是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說它是積極的。
其實,我是一個既得利益者,我一直拍那種賀歲片,我們現在說的這個事跟我的電影作品比較遠。但是我覺得,凡事還得有點良心,我應該說點實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