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開國門——為民富國強

敞開國門并不只有“開放”一項內容，“開放”也并非1978年后的中國的專利。可以說，除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時期有幾年時間自我封閉外，新中國一直在調整大國之門開門的方向和力度。

共和國成立伊始，美國拼命搞“封鎖、禁運”，新中國自力更生，同時以務實的開放態度，向蘇聯及東歐等國家打開大門，保持香港這個國際性通道的通暢。這種選擇性的開放被證明是成功的。例如，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1957年）超額完成任務。

共和國執政者也意識到，以意識形態劃界的開放局限性很大。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提出“向外國學習”。學習的對象“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學習的內容是“一切真正好東西”。

可是，對于什么是真正的好東西以及如何運用它，中國一度并沒有搞清楚。由于執政經驗的不足，一些認識和實踐出現失誤。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上，新中國學習蘇聯的計劃經濟，奉之為絕對真理；政治上，新中國對國際形勢發生誤判，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結果導致國家貧窮落后，經濟瀕于崩潰邊緣，人民生活極為困苦。

1978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再次敞開國門。中國運用廉價勞動力優勢，實施出口導向政策，讓中國產品走向全世界，創造了中國經濟騰飛的奇跡。但是，這種僅依靠低成本的人力、物力和環境資源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產生了內需不足，國內資源、能源難以為繼，生態環境傷痕累累等后果。同時，經濟對外依存度過高，國際收支失衡，盈余太大，貿易摩擦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高漲，中國的經濟安全受到威脅。

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把經濟增長的驅動力轉移到內需和科技進步上來，已成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最重要的任務。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成功，將是新中國繼解決全世界22%人口的溫飽問題之后，對世界做出的又一大貢獻。

在廣泛變革的世界大勢下，打開國門越是深入，國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社會穩定等遭遇的挑戰越大。中國的崛起必然影響到一些西方勢力的利益，于是在“中國威脅論”的別有用心的鼓噪下，西方媒體的妖魔化報道，敵對勢力利用人權、宗教、價值觀等進行滲透和破壞，在新時期不但沒有停歇，而且花樣翻新。北京奧運圣火傳遞過程中出現的不和諧音，達賴、熱比婭之所以在海外有市場，即源于此。

融入國際社會，也給國家安全注入了新的內涵：保障不斷拓展的海外利益，如外部能源的安全供給，中國企業、公民在海外的安全，等等。為承擔與中國實力相適應的國際安全責任，體現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擴大中國的影響力，同樣要求中國軍隊“走出去”有所作為。中國海軍出兵索馬里護航即為積極的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