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當城管對攤販從市容角度進行管理的時候，其它部門還來不來管？

王成：工商只管發了營業執照的，沒有發營業執照的它不負責管理，食品衛生同樣也有這樣的規定，對無證的攤販同樣它也不負責管理。

記者：要和無證攤販發生關聯的，是不是只有你們城管？

王成：沒錯，只有城管。

解說：為什么只有城管來管小販？就要說到城管部門的由來。80年代，城建、交通、工商、質檢、環衛等多個部門都在對小販執法，多頭執法導致了效率低下，重復處罰、相互推諉等各種亂象，當時有一句俗話說七八頂大蓋帽管不住一頂小草帽。因此，1997年國務院開始推行改革試點，將多個部門的行政處罰權相對集中，委托一個部門來完成，這個應運而生的新部門就是城管。

改革的本意是節約執法成本、提高執法效率，但落到現實中卻出現了偏差。去年江西廣豐市城管局長周亞鷹出了一本書叫《我是城管》，書中說：城管部門極像一個電腦回收站，其它單位和部門，不愿管的事推給城管，管不了的事踢給城管，城市里新出現的沒有利益的工作交給城管，各地城管部門的工作任務往往多達幾百項，其中不少都涉及尖銳的社會矛盾。例如拆除違章建設、清理非法廣告、查處無證養犬等等。

危偉漢：有句俗話說，城管是個筐，什么都往里裝，個別地方還把城管作為一個地方工作的基本的手段、基本的隊伍，包括去強拆、去征地等等這些。

記者：把不好干、容易有矛盾的事情都往城管這個筐里裝。

危偉漢：我們交流，很多城市的(城管)局長們也有這個看法，希望國家這個層面進行立法、規范城市管理的行為，又對我們城市管理的對象有一定的界定，這樣的話將來這種矛盾就會減少。

解說：城管管什么不是由國家立法界定，而是取決于地方政府意志，因此各地城管的職能并不統一。不過，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承擔著管小販的任務，按道理說，城管只負責執法，各個部門仍然要履行管理職能，但自從有了城管，其它部門實際上對小販就放手不管了，只剩下城管依據各地制定的《市容管理條例》去處罰，這種管法給公眾的印象就是管小販僅僅是為了城市的面子。

王成：管理和執法是分不開的，所有的事情應該是許可、管理、執法。記者：連貫的，不是說我去執法，前面就可以不要管理。

王成：沒錯，也就是說管理部分缺失。

解說：國務院1992年頒布的《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從事無照經營。”但是，卻從來沒有哪條法律明確地說過流動攤販是否可以申請經營執照，工商部門也沒有開放過對流動攤販的審批許可。直到2011年，新頒布的《個體工商戶條例》里增加了這么一條“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的管理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規定。”這是我國工商方面的法律首次提到流動攤販，但是，至今還沒有哪個地方政府對流動攤販的合法性問題做出界定，工商部門也仍然幾乎不介入對小販的管理。

對于這種狀態，社會輿論一直有批評，不少人提出與其追著小販到處跑，不如放開一定空間允許他們擺賣。近年來有的城市開始了這種嘗試，廣州的做法是主干道嚴禁、內街內巷適度放開，并設立一些允許集中擺賣的疏導點，目前這樣的疏導點在全市已有124個，30萬小販中，有5萬人進入了疏導點。但是，城管部門覺得這個辦法只能緩解一定壓力，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危偉漢：我們盡可能地調動一切資源能夠找到一些區域安排小販，但是這是有限度的，不可能說完全滿足所有小販的要求。

解說：疏導點一是容量有限，二是位置一般都相對偏遠，多數小販還是愿意在人流量大的干道上擺賣。此外，疏導點的管理也仍然處于殘缺狀態。

危偉漢：疏導區里面畢竟不是在工商登記過，在有關部門監管下的經營行為，食品安全、假冒偽劣產品的管理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所以，我們現在要解決小販的問題還不光是城管和小販的。

記者：你們也迫切地感覺到不能只從市容角度來管理它？

危偉漢：不能再拖了，城鎮化的大背景下，大量的農村人口要進入城市會帶來很多社會的問題，包括就業渠道、社會福利的保障，這些前端的管理如果不充分的話，管理末梢就會充分地體現這種社會管理的矛盾。

記者：你們是處在最后管理的一個末梢位置。

危偉漢：是，最后一關了嘛。要重視和考慮這群人，考慮這個群體，否則的話 ，這種矛盾沖突可能還會持續下去。

記者：街頭擺攤，在小販看來是自己選擇的謀生方式，而在城管看來這就是他們要管理的違規行為，在有的市民看來，街頭的小攤意味著買東西方便便宜，但也有市民認為，這的確妨礙到了自己的生活。在高速城市化的當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已經成為常態，一座城市里并存著不同的群體、不同的需求，城管和小販之間的矛盾其實也就是不同群體利益沖突的一種表現，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會再有這么多人選擇以擺攤的方式來謀生。但是，在這一天到來之前，城管和小販還會每天在街頭相遇。